“资产清单第1页/共347页”
资产编号：A-001-2024
类型：不动产
描述：海滨独栋别墅，建筑面积820平方米，占地面积3.2亩，私人沙滩长度150米
查封日期：2024年6月7日
评估价值：1.2亿元
来源：赵永昌通过离岸公司“星辰生物”购入，资金链追溯至基因编辑技术专利费
备注：地下室改造为私人基因实验室，设备已拆除，但墙体残留放射性同位素痕迹
资产编号：A-002-2024
类型：艺术品
描述：当代艺术家林风眠《基因螺旋》系列油画（三幅），创作于2019年
查封日期：2024年6月8日
评估价值：2400万元
来源：赵永昌以“永昌慈善基金会”名义购得，实际用于洗钱
备注：画作使用含荧光基因编辑细菌的颜料，在紫外线下会显现隐藏的DNA序列图案
资产编号：A-003-2024
类型：金融产品
描述：开曼群岛注册的“未来生物科技信托基金”，份额价值约5.7亿元
查封日期：2024年6月9日
评估价值：需司法协助跨境追索
来源：赵永昌家族信托，受益人包括其子赵明远（27岁，常春藤联盟生物工程博士在读）
备注：基金投资组合中包含12家涉及基因编辑技术的初创公司，其中3家已上市
---
庄严把平板电脑放在会议桌上，手指划过屏幕上的资产清单。每划过一项，就发出轻微的“嗤”声——那是他安装了特殊贴膜的屏幕，为了防窥视，也为了在滑动时有一种翻阅纸质文件的触感。
“347页。”他说，“这只是第一阶段查封的资产。还有海外部分需要国际司法协助，预计至少还需要六个月。”
会议桌对面坐着七个人：两位法官、一位检察官、两位会计师、一位国际法专家，还有彭洁——她是以“基因实验受害者代表”的身份受邀列席的。
“按照我国《刑事涉案财物处置条例》第38条，”最年轻的法官开口，声音干脆，“被告人赵永昌的非法所得应全部没收，上缴国库。但由于案件涉及……特殊伦理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指示可以探索‘定向返还’模式。”
“定向返还是什么意思？”彭洁问。
检察官推了推眼镜：“就是把没收的资产，定向用于弥补本案受害者，或用于相关领域的公益事业。比如成立专项医疗救助基金，资助基因疾病研究，或者……”
“或者成立科技伦理基金。”庄严接过话，“资助那些研究基因技术伦理、法律、社会影响的学者和项目。让这笔从基因罪恶中获得的钱，反过来约束基因技术的发展。”
会议室安静了几秒。
“理论上可行。”国际法专家说，“但实际操作会很复杂。比如那几幅画——用基因编辑细菌创作的画，算‘非法所得’吗？如果拍卖，会不会有生物安全隐患？再比如那个信托基金，受益人是赵永昌的儿子，他本人没有涉案，理论上享有部分权益。”
“他放弃了。”庄严从文件夹里取出一份文件，“赵明远昨天通过律师发来了声明，自愿放弃对家族信托的所有权益，并要求将资金用于‘科技伦理教育’。条件是……允许他保留博士学位，并继续从事基因研究——当然，是在严格监管下。”
彭洁皱眉：“他会这么轻易放弃几个亿？”
“他今年27岁。”庄严把文件推过去，“过去三个月，他收到了2472封邮件，413个电话，67封手写信。内容从‘科学家的儿子要为父亲赎罪’到‘基因恶魔的后代应该绝育’。他在学校的实验室被泼油漆，宿舍门口被放死老鼠。上周，他在常春藤的导师委婉建议他‘暂时休学’。”
他顿了顿。
“钱很重要，但正常活着更重要。赵明远选择用钱换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法官们交换了眼神。
“那么，具体方案呢？”年长的法官问。
庄严打开投影仪。
墙上出现一张复杂的流程图，标题是：《赵永昌资产处置与科技伦理基金设立方案》。
流程图的核心是一个等边三角形，三个顶点分别标注：
顶点A：受害者补偿（30%）
——用于支付医疗费、康复费、心理咨询费
——设立终身健康监测基金
——资助受害者子女教育
顶点B：科研伦理建设（40%）
——设立全球科技伦理研究奖学金
——资助基因技术立法研究
——建立“基因技术历史警示馆”
顶点C：技术普惠（30%）
——资助罕见遗传病筛查与治疗
——研发低成本基因诊断设备
——支持基因编辑技术向治疗性应用转化
三角形的中心有一个小圆，标注：“监督委员会：受害者代表30%+学者30%+公众代表30%+政府观察员10%”。
“这不是施舍。”庄严用激光笔指着三角形，“这是一个系统。钱从罪恶中来，到救赎中去。但救赎不是简单给钱，而是建立一种新的关系——让受害者、科学家、公众坐在同一张桌子旁，共同决定这笔钱该怎么用。”
彭洁盯着那个三角形，看了很久。
然后她说：“我同意。但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在基金成立前，先做一件事。”彭洁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楼下院子里的发光树，“让赵永昌亲自看着他的资产被处置。不是隔着监狱围墙，不是通过律师传话，而是亲眼看着那些他用别人的生命换来的东西，被拆解、被转化、被变成别的东西。”
检察官皱眉：“这不符合规定。赵永昌是重刑犯，还在等待二审——”
“那就申请特许。”彭洁转身，“如果科技伦理基金真的要成立，那么它的起点应该是……一场仪式。一场让加害者亲眼看见罪孽如何被转化的仪式。”
没有人说话。
窗外的发光树在午后的阳光下静静站立，荧光收敛，只余普通树木的绿意。
但所有人都知道，那棵树里存储着什么。
---
“拍卖会现场：资产编号A-001-2024”
海滨别墅的拍卖安排在周六下午三点。
但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拍卖。
法院在别墅前的沙滩上搭了一个临时平台，平台前摆了五十把白色塑料椅。椅子上坐的人很特别：十五位基因实验受害者或家属，十位生物伦理学者，八位媒体代表，五位政府官员，还有十二位通过公开抽签选出的普通市民。
没有职业拍卖师。
主持人是马国权——那位失明又复明的老人。他今天穿着简单的白衬衫，手里没有拍卖槌，只有一支盲杖。
“我看不见这座别墅。”马国权站在平台中央，面向大海的方向，“但我知道它值1.2亿。也知道这1.2亿里，有至少三千万，是从那些以为自己参与了‘先进疗法’的志愿者身上榨取的。”
他顿了顿。
“所以今天，我们不是来‘卖’这栋房子。我们是来……转化它。”
第一轮出价开始。
但出价的不是钱。
“我出价‘一个肾脏’。”说话的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她举起手里的病历本，“我丈夫2008年参加基因实验，得了肾衰竭。现在每周透析三次。如果卖掉这别墅的钱，能建立一个肾病患者救助基金，那这个房子的一部分，就等于我丈夫的一个肾脏。”
现场沉默。
然后有人鼓掌。
第二个出价的是个年轻学者：“我出价‘五年研究时间’。如果卖方资金能资助我的‘基因编辑技术公众认知研究’项目，我愿意在未来五年，每年向监督委员会提交研究报告，并向公众公开所有数据。”
第三个出价的是个高中生——通过市民抽签来的：“我出价……‘我们这一代人的信任’。如果这笔钱真的能用于负责任的研究，那至少我会愿意相信，科学不都是坏的。”
出价持续了二十分钟。
没有金钱数字，只有承诺、时间、信任、以及无法用钱衡量的代价。
马国权“听”完所有出价，然后说：“现在，请真正的买家出价。”
真正的买家有三家：
一家是五星级酒店集团，出价1.15亿，计划改造成高端养生度假村。
一家是私立医院，出价1.18亿，计划建立基因疾病康复中心。
第三家出价最低：1亿元。但方案最特别——提出者是一个由基因异常者家属组成的非营利组织“生命编码互助会”。他们打算把别墅改造成“基因和解纪念馆+罕见病家庭临时庇护所”，一楼展览基因围城历史，二楼为外地来看病的家庭提供免费住宿。
“按照常规，价高者得。”马国权说，“但今天，我们加一条规则：由在场五十人投票。每人一票，可以投给任何方案。”
投票在下午四点开始。
每人发了一张白色卡片，要求在背面写下选择并签名。
马国权看不见，但他能听见——听见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听见有人轻声讨论，听见海风吹过沙滩。
投票结束，卡片收集到透明玻璃箱里。
公开唱票。
“酒店集团，1票。”
“私立医院，3票。”
“互助会方案……”
唱票员停顿了一下，继续：“46票。”
现场响起掌声。
互助会的代表——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儿子患有基因编辑引发的免疫缺陷——走上平台。他没有说话，只是向台下深深鞠躬，鞠了很久。
然后他直起身，说：“我们会把别墅地下室的那个私人实验室保留下来。不改造成桑拿房，不改造成酒窖，就保持原样——冰冷的金属台，残留的放射性痕迹，墙上那些用来固定实验设备的螺丝孔。然后在那面墙上刻一句话。”
“什么话？”有人问。
男人看向坐在第一排的彭洁。
彭洁站起来，缓缓说出那句话：
“在这里，曾有人把别人的生命，当作可以编辑的代码。”
---
“艺术品的命运：资产编号A-002-2024”
三幅画被运到医院新建的“生命之光”纪念馆。
不是挂在墙上，而是放在三个特制的透明展柜里。展柜连接着紫外线灯，每三分钟切换一次照明模式：普通光三十秒，紫外光三十秒。
在普通光下，画作看起来是抽象的螺旋图案，用昂贵的矿物颜料绘制，笔触狂野。
切换到紫外光时，画变了。
那些看似随意的色块开始发光，组合成清晰的基因序列图。不是随机的序列，而是经过编辑的人类基因序列——赵永昌投资的三家基因编辑公司的专利序列。
更诡异的是，在紫外光下，画布边缘浮现出用肉眼看不见的小字：
“致李卫国教授：您未完成的事业，由资本继续。”
“致丁守诚教授：权力与科学的结合，才是最完美的螺旋。”
“致未来的我们：编辑基因者，终将被基因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