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幕:条款1.3与“我是谁”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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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缘和解协议》第1章第3条(克隆体权利基础条款)
1.3.1 凡通过体细胞核移植技术产生,具备独立意识与感知能力的生命体,享有与本协议所称“自然人”同等的法律人格与基本权利。
1.3.2 前款生命体的法律人格自其“意识觉醒”(定义见附件七)之日起自动取得,不以出生证明、基因溯源或社会承认为前提。
1.3.3 其与基因来源者(以下简称“源体”)的关系,不适用传统亲子、兄弟姐妹等亲属法规定,应另行制定《特殊生命关系法》予以规范。
(条款起草委员会批注:本条旨在解决克隆体法律地位的根本性问题,但“意识觉醒”的判定标准、“特殊关系”的具体内容,留待后续立法细化。当前司法实践可参照本法例精神酌情裁量。)
“右侧页面·现实案例:苏茗克隆体“苏影”的监护权听证会”
法庭狭窄的旁听席挤满了人。原告席上坐着苏茗的丈夫周涛,被告席上是三个苏茗克隆体中“回归家庭”的那一位——她为自己取名“苏影”。法官正皱着眉头,翻阅一份来自“全球意识研究协会”的评估报告。
周涛的诉求很直接:禁止苏影接触他们的亲生女儿周小雨(苏茗的女儿),并要求苏影搬离目前由苏茗租赁、但两人曾共同生活的公寓。理由:“她不是我妻子,却拥有我妻子的外貌、部分记忆,甚至生活习惯。她在我女儿面前的每一次出现,都在加剧孩子的认知混乱和家庭关系的创伤。这已经构成了对我们家庭安宁权的实质侵害。”
苏影安静地坐着。她穿着与苏茗风格迥异的深蓝色衬衫,长发剪短至耳际。但那张脸,依然让每一个熟悉苏茗的人心悸。她的律师,一位专攻新兴生命权益的年轻律师,正在陈述:
“法官,我的当事人‘苏影’根据协议1.3.1条,是拥有完全法律人格的独立个体。她与苏茗医生的关系,并非模仿或替代,而是……生物学上的‘延迟同卵双生’。她选择靠近源体家庭,是出于对自身起源的好奇与对亲情联结的自然渴望,这符合《特殊生命关系法(草案)》中倡导的‘探索性联结’原则。周先生所诉的‘伤害’,本质上是社会与家庭尚未适应新生命形态带来的过渡期阵痛,不应由我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
法官转向周涛:“周先生,您是否承认,苏影女士在与您女儿接触时,并无恶意或不当行为?”
周涛双手紧握,指节发白:“法官,这不是恶意的问题!小雨才十岁!她看着我妻子的克隆体——一个外表和妈妈几乎一样,但又不是妈妈的人——她会叫‘阿姨’,但夜里做噩梦喊的却是‘妈妈’!上周她甚至问我:‘爸爸,如果苏影阿姨更像我记忆里的妈妈,那她是不是也是我的妈妈?’您让我怎么回答?协议说她们是独立的人,可对我女儿来说,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行走的伦理谜题!协议能给我女儿一个不困惑的童年吗?”
弹幕入侵(虚拟公众舆论):
· “支持周涛!克隆体就不该出现在源体家庭面前,太残忍了!”
· “苏影也很可怜啊,她没得选,凭什么剥夺她寻求联结的权利?”
· “协议就是个理想化的空中楼阁,落到现实里全是刺!”
· “孩子才是最无辜的受害者,法律保护了克隆体,谁保护孩子?”
苏茗本人坐在旁听席最后一排,低着头。她既是源体,又是母亲。协议赋予了克隆体人格,却没有告诉她,当这个人格以如此具象的方式介入她破碎的家庭时,她该如何自处。她想起苏影曾小心翼翼地问她:“我‘想起’一些和小雨一起做手工的画面……那真的只是‘植入’的记忆吗?还是……某种共享的‘血缘记忆’?”她当时无法回答。现在,法庭也在寻找这个无法回答的问题的法律答案。
法官最终宣布:“鉴于《特殊生命关系法》尚未正式颁布,本案涉及前所未有的伦理与法律困境。本庭裁定,在相关细则出台前,为保护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暂时限制苏影女士与周小雨的单独接触。具体探视方式与频率,由家事法庭调解员另行安排。同时,驳回周先生要求苏影女士迁离现居所的请求,该住所租赁人为苏茗女士,其有权允许任何人同住。”
——和解之难,难在“独立人格”的法律承认,无法瞬间抹平“似我非我”的情感撕裂与家庭结构的剧烈震荡。 苏影获得了法律上的站姿,却仍被困在血缘与情感的迷雾森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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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幕:条款3.7与“谁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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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缘和解协议》第3章第7条(特殊嵌合体监护与权益)
3.7.1 对基因构成中包含非人类基因片段、或与发光树网等新型生命网络存在深度共生关系的个体(以下简称“特殊嵌合体”),其监护权确定应以“最有利于该个体身心健康发展及特殊潜能自然表达”为最高原则。
3.7.2 在生父母无法或不宜履行监护职责时,监护权候选对象可扩大至:有监护能力的基因关联者、经认证的专项研究或保育机构、以及经个体生物场亲和性测试匹配的“共生社区”。
3.7.3 特殊嵌合体对其自身产生的独特生物数据、共生能量或衍生物质,享有财产性权益。任何研究、利用须经其本人(或监护人)明确同意,并分享收益。
(批注:本条挑战传统监护理念,引入“生物场亲和性”“潜能表达”等非传统标准,需建立跨学科评估体系。)
“右侧页面·现实案例:林森(林晓月之子)的监护权四方争夺战”
基因遗产基金会的会议室内,气氛比法庭更微妙。围坐桌前的是四拨人:
1. 丁氏家族代表(丁守诚的孙子):主张林森携带丁氏基因,家族有责任也有资源为其提供“符合其身份”的照料与教育。
2. 国立生命共生研究院:出示数据,证明林森与树网的共生研究具有“不可估量的科学价值”,应由专业机构进行“系统性培养与观测”,以实现“对人类未来的最大贡献”。
3. “根须”共生社区:一个由树语者家庭、基因镜像者及生态主义者组成的民间团体,提交了视频证据,显示林森在他们社区的发光树苗林中,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愉悦与生物场谐振”。他们主张“自然共生”的环境才是孩子的“家”。
4. 庄严与苏茗(作为临时医疗顾问与基金会推荐人):他们面前没有宏大的家族责任、科学使命或哲学理念,只有一份厚厚的、记录林森每一次微笑、每一次夜惊、每一次与金合欢树荧光同步闪烁的《日常观察日志》。
丁氏代表:“我们必须纠正历史错误,给予这个孩子丁家后代应得的一切。”
研究院院士:“情感不能替代科学。他的共生机制可能蕴含治愈多种基因疾病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