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1979 年南疆自卫反击战中，
梁三喜、靳开来、赵蒙生、雷凯华四人，
跟着祁长胜率领的一四二师，在同登战场率先攻克法军遗留的百年炮台 ；
随后又在谅山战役中，与越军两大王牌师，
金星师、316A 师展开殊死搏杀，最终将这两支号称 “不可战胜” 的劲旅全歼于谅山城内。
这场硬仗，让四人都荣立特等功，
也为他们的军旅仕途铺就了快车道，可战后的十年里，他们却走出了四条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战争结束后，梁三喜因战功卓着被直接提拔为团长。
他深知这份荣誉背后是战友的鲜血，在岗位上始终不敢懈怠 ，
练兵场上，他陪着士兵一起摸爬滚打；
演习中，他总能精准预判 “敌情”，拿出刁钻的战术方案。
1980 年代初两山轮战打响，他主动请缨重返前线，带着部队在老山、者阴山的丛林里与越军周旋，
多次击退敌人反扑，又添数枚战功。
到 1988 年，39岁的他便已升任副军长，成为军界冉冉升起的新星。
可谁也没想到，1989 年，梁三喜却递交了转业申请。
这并非组织要求，以他的战功和资历，完全能在部队继续晋升，甚至有望触及更高的指挥岗位。
真正让他做出决定的，是内心对 “军队发展” 的清醒认知 ，
彼时，国外强敌军队正加速推进信息化、数字化建设，
沙盘推演逐渐被计算机模拟取代，传统的战术经验需要与先进技术结合。
这给大夏军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和挑战！
而梁三喜从士兵一步步提干，虽有丰富的实战经验，
可在军事理论、高科技装备运用上，与那些从国防大学、陆军指挥学院毕业的高材生相比，差距愈发明显。
“人民军队是我们国家的钢铁长城，无论如何，我都不希望其有任何一块短板，更加不允许这块短板就是我自己本身！”
在转业申请报告里，梁三喜写下这样滚烫的字句，
“我转业回地方后，请把空出来的位置给部队最需要的优秀年轻人才！”
这份主动让贤的胸怀，让组织部门的领导深受触动 ，
在 “官本位” 思想逐渐抬头的年代，
能放下高位、为军队发展让路，这份觉悟远超常人。
最终，1989年，组织决定重用这位有担当的功臣，将他安排回故乡省份，担任省公安厅厅长，
让他从 “保卫国家疆土” 转向 “守护地方安宁”，继续践行军人的使命！
谅山战役的雷场，是靳开来军旅生涯的一道分水岭。
为了尽快支援受困的兄弟部队，
他用身体滚过密密麻麻的雷区，一声巨响后，失去了右腿，鲜血染红了身下的土地。
战后，他虽安装了从国外进口的最先进义肢，能勉强行走，可再也无法承担一线作战任务 ，
跑步、攀爬、负重行军，这些前线军人最基本的技能，对他而言都成了奢望。
自卫反击战结束后，靳开来被提拔为副团级，同时调任岭南军区后勤岗位，
负责物资调配、装备维护。
他没有抱怨，把在战场上的拼劲带到了后勤工作中，
仓库里的每一件装备，他都要亲自检查；
运往前线的物资，他会盯着装车、押运，确保万无一失。
1985 年百万大裁军来临，部队里流传着 “战功可免裁” 的说法，靳开来完全有理由留在部队 ，
他的特等功勋章，是最好的 “护身符”。
可当他看到裁撤名单上有个年轻的后勤参谋，刚从军校毕业，精通新型装备维护时，却主动找到领导：
“把名额留给年轻人吧，他们能为部队做更多事，我回去也能为地方出份力。”
就这样，靳开来成了四人中最早离开部队的人。
转业后，他回到家乡县，从正科级干部做起，先后担任乡镇长、党委书记。
直到 1989 年，他依旧在正科级岗位上兜兜转转，最终担任县公安局政委 ，
相较于梁三喜等生死兄弟，他的仕途显得格外 “平淡”。
但靳开来从不计较，每次有人替他惋惜，他都笑着说：
“我一个从庄稼地里走出来的娃，能当上县公安局政委，守护一方平安，已经是祖坟冒青烟了。”
与靳开来一样，赵蒙生也在谅山雷场失去了肢体 ，
他的左手被地雷炸断。
可失去左臂，对军人作战能力的影响，远小于失去一条腿。
安装了国外进口的先进义肢后，他反复练习单手操作武器：
左手义肢固定枪身，右手扣动扳机，从最初的屡屡脱靶，到后来能精准命中 300 米外的靶心；
战术训练中，他用义肢攀爬铁丝网、投掷手榴弹，硬生生把自己练得不比健全士兵差。
经过部队严格评估，他被允许继续留在一线作战部队。
自卫反击战结束后，赵蒙生因特等功被提拔为营长，随即投身两山轮战。
在一次关键任务中，他亲自率领侦察连穿插深入越军敌后，
穿过布满陷阱的丛林，绕过敌人的岗哨，直扑越军炮兵团指挥部。
战斗中，他单手举枪击毙越军炮兵团长，随后指挥侦察连炸毁敌军重炮，全歼一个 152 毫米重炮营 ，
这一战，彻底摧毁了越军对我方阵地的炮火封锁，战报传到北京后，政阁和军阁首长亲自批示表扬，赵蒙生第二次荣立特等功。
1982 年，被破格提拔为团长；
不久后，经祁长胜推荐，他被调离前线，召至燕京，进入军阁总参军事情报局，担任特战参谋。
1985 年，他以副师级特战参谋的身份，化名 “赵天”，秘密率领一支特别战队进入阿富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