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这样的，所以我才来找您商量。您在纪委待了这么多年，比我更清楚这里面的门道，想听听您的意见。”
这句话既给足了孙振国面子，也暗合了体制内 “请示汇报” 的规矩。
孙振国听了，语气稍缓，却还是叹了口气：
“这个事情我这个层面还办不了。那两个厅局级干部，要是证据再充分些，我还能帮你协调一下，走正常的办案流程；
但那个副部级的临江工业副省长，我是真的无能为力。”
他特意加重了 “副部级” 三个字，语气里带着无奈：
“这种中管干部，不归咱们政阁纪委直接管。
要是证据不充分就想抓捕双规，第一步就得让张常务签字同意，形成正式的书面报告；
第二步，还得拿着报告向纪检系统的一把手，
政阁常委兼政阁纪委书记黄老将军汇报，必须获得他的首肯。
这中间要走的手续非常繁琐，每个环节都得层层把关，少了任何一个签字，都动不了他。”
顿了顿，他又补充道：
“而且黄老将军向来谨慎，没有铁证，绝不会轻易点头。
你也知道，去年有个地方纪委想动一个副部级干部，因为证据不足，最后不仅没办成，还被黄老将军批评了‘办案急躁、不讲程序’，
连带着当时签字的领导都被约谈了。
所以这个事情，最终还是需要张常务出面，他说话的分量，比我重多了。”
祁同伟握着话筒，默默点头。
他对这套程序心知肚明 ，
在纪委系统，级别越高的干部，办案程序越严格，这既是为了防止冤假错案，也是为了维护体制内的层级秩序。
他更清楚，没有铁证要抓副部级干部，简直是难如登天。
他选择先打给孙振国，并非指望孙振国能解决问题，而是另有考量：
以请示的名义打招呼，让孙振国事先知情，这样后续张为民出面推动时，孙振国才能在旁边敲边鼓，提供必要的支持。
毕竟张为民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但也需要孙振国在组织协调、流程对接上的助力。
这就是体制内的运行规则 —— 花花轿子众人抬。
一个人的力量再大，也不可能单打独斗办成事。
如果直接绕过孙振国，把电话打到张为民那边，孙振国嘴上不说，心里难免会有想法：
是不是觉得我这个组织部长没用了？是不是不信任我了？
虽然以祁家的实力，就算孙振国有想法，大概率还是会为祁同伟尽心尽力地提供帮助，但这不是高明的做法。
真正的高明，是让人心甘情愿地为你效力，让对方觉得 “你重视我、需要我”，
这样建立起来的关系才最可靠，后续办事也能少很多隐性的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