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开始的世子之争，毛玠用他最擅长的方式表达了立场——做账。
当曹丕曹植各自拉拢朝臣时，毛玠发明了“中立账簿”。凡是曹丕系送的礼，登记入“长公子往来账”；曹植系的入“临淄侯往来账”；自己回赠的礼物价值必精确等同，“不赊不欠，两不相帮”。有次曹植送来千金，他回赠千金等值的古籍——其实是自己手抄的副本，成本几乎为零。杨修看出门道，冷笑：“毛孝先这清廉，清出了奸商水准。”
但他真正的态度藏在细节里。某次曹操问诸臣：“孤该立长还是立贤？”毛玠递上的不是奏章，是份《嗣位风险评估报告》，核心论点用会计语言写成：“立长如买旧宅，已知漏雨处，修补费可预估；立贤如购新地，需勘测、平整、筑基，未知开支甚巨。”曹操盯着“修补费”三个字看了很久。
最关键的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丕终于被立为世子。毛玠当夜做了件事：把“长公子账”和“临淄侯账”合并，标题改为《魏公府人情收支总录》，捧着去曹丕府道贺。贺礼是那两本账簿，附言：“今既定分，旧账当销。然账可销，账目背后的人心——望世子明察。”曹丕接过沉甸甸的竹简，忽然懂了这位记账先生的苦心：他在用最笨拙的方式告诉新主子，谁送过礼、谁观望过、谁两面下注。
但政治从不感谢记账员。曹丕后来清洗曹植党羽时，确实参考了那本账簿——但同时也对毛玠生出忌惮：“此人记得太清了。”
6、“眉头一皱”引发的破产案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春天，毛玠的人生因一次蹙眉彻底崩塌。那日朝议关羽水淹七军事，有人为于禁投降辩护。坐在后排的毛玠忽然皱眉摇了摇头——这个动作被崔琰的政敌丁仪看见了。
三日后，曹操收到密报：“毛玠见诽谤忠良者，面露讥诮，似为于禁抱屈。”更毒的是补充：“街市有童谣‘虮虱升衣冠’，或影射时政——而毛玠闻之曾颔首。”
这场“眉头案”的审讯成了荒诞剧。曹操亲自问话：“孝先当真同情于禁？”毛玠答：“臣皱眉是因腰疾发作。”丁仪当场揭穿：“那日毛公坐褥厚三寸，何来腰疾？”毛玠又答：“或是见殿角蛛网未扫，心忧失仪。”越描越黑。
真正致命的是追查“虮虱谣”。毛玠承认听过，但说：“童谣本无稽，臣颔首是因想起《诗经》‘蜉蝣之羽’——与此谣何干？”丁仪阴恻恻接话：“《诗经》下一句是‘心之忧矣’，毛公在忧什么？”逻辑陷阱至此完成。
最可悲的是好友崔琰的证词。当时崔琰已因“怨谤”下狱，狱吏逼他指证毛玠。这位硬汉在供状上写：“玠性洁如洗，目不容尘。至于蹙眉，或见秽物耳——然狱中污秽，琰今始知。”看似帮毛玠解释，实则坐实了“他确实常因看不惯而皱眉”。
曹操最终判决充满矛盾：不杀毛玠，但罢免所有官职，“永不叙用”。理由很曹操：“玠清则清矣，然清至不容物，亦为弊。”——你太干净了，干净得让别人都显脏，这就是罪。
7、账本焚尽后的清白废墟
罢官后的毛玠，在许都郊外结庐而居。这个曾经掌管天下官员档案的人，身边只剩三样东西：一副磨损的算盘、一箱泛黄的账册、和永远挺直的脊梁。
他仍保持着账房先生的本能。附近农户来借粮，他要人家按指印打借条；野兔偷吃菜畦，他居然在篱笆上画“兔口夺食损失登记表”。有次曹丕派人送米，他当面过秤，发现少了一升，非要使者补足。使者苦笑：“毛公，这是御赐...”他正色道：“赐物更该足额，否则账不平。”
但更多时候他在烧账本。从建安元年的迎天子预算开始，一年年、一卷卷地烧。火光映着他迅速衰老的脸，邻居听见他喃喃：“这本记错了三处...这本漏记了五铢钱...账哪有做平的...”
最痛心的是崔琰死讯传来那日。这位老友在狱中自尽，留血书“吾目皎皎，不见污浊”。毛玠对着西方枯坐一夜，天亮时把两人合着的《吏治考课法》草稿全烧了。灰烬飘起时他突然大笑：“季珪啊季珪，咱们清了别人一辈子账，最后自己成了坏账！”
黄初三年（222年），毛玠病重。曹丕突然亲临茅屋，或许是想起了当年那本决定性的账簿。垂死的老臣挣扎起身，不是谢恩，是指着墙角最后几卷竹简：“陛下...那些是...许昌宫营造的实账...比上报的...少三成...”说完咳血而逝。
曹丕翻开那些账册，发现每卷末尾都有小字批注：“某处虚报”“某材以次充好”。而最早的日期，竟是二十年前。这位帝王忽然明白，毛玠不是今天才记下这些，是记了二十年却从未告发——他在用账本为刃，却始终刀背向人。
8、历史账簿里的双重注解
毛玠死后，他的政治遗产迅速湮灭。曹魏很快恢复“唯才是举”，他的道德考核表被弃之如敝履；西晋推行九品中正制，更是彻底倒向门第出身。似乎他一生坚持的“清廉准入制”，只是乱世中短暂的幻梦。
但账房先生的幽灵并未走远。唐代杜佑编《通典》，在《选举典》里专门收录毛玠的“功绩德行双考法”，评注：“虽苛而公，后世计资考年之法，实肇于此。”宋代司马光更在《资治通鉴》里留下着名叹息：“曹操能用毛玠而不能终，此其所以止于魏武也。”
他的家族命运也成了隐喻。儿子毛机官至县令，因“太像其父”被排挤；孙子毛宗一生布衣，开私塾专教《九章算术》。有次学生问：“先生祖父名留青史，您为何只教算数？”老人答：“你祖父留下的最宝贵东西，不是官位，是算盘——因为数目不会骗人。”
今人回望毛玠，最该思考的或许不是他“清浊之辨”的对错，而是那种把政治道德量化的执念。这个试图用账本规制天下的人，本质上是个天真的理想主义者：他相信品行可以打分，忠诚可以计量，连正义都能折算成精确的数字。这种天真在混浊的世道里显得可笑，但正因其可笑，才折射出某种悲壮的干净。
就像许昌旧吏口耳相传的那段轶事：某年除夕，毛玠核对完全年账目，突然对助手说：“你看，这世上只有两种账——平的，和不平的。我这一生，只想把不平的账做平。”助手当时没懂，多年后才明白，这位账房先生说的从来不只是钱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