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香港闷热难当，风扇在角落里徒劳地转动，发出规律的嗡鸣。客厅地板上摊开着两个打开的行李箱，一个中型，一个则大得有些夸张，几乎有半人高。
家驹蹲在自己的箱子前，里面已经整齐地放了几套简单的棉质长裤和短袖T恤,方便活动且耐脏，两件薄外套应对高地可能有的凉意和日夜温差，几双结实的袜子和登山鞋。旁边的小侧袋里，只塞了些个人洗漱用品和那两本关于音乐与哲学的书。他的行李简洁，甚至有些“轻装上阵”的意味。
而一旁的地板上，靠墙放着的，才是他真正视作“随身”的重要物品：一台带有长焦镜头的尼康FM2相机，小心地装在厚实的帆布保护套里；一台体积不小的JVC便携式摄录机，连着独立电池包；还有他那把常用的、琴盒边角有些磨损的木吉他。这几样东西，显然不打算托运，要跟随他登上飞机，一路带到那片遥远的土地。
此刻，他正仔细地用软布擦拭着相机的镜头。
而乐瑶的巨型行李箱，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她正跪在箱子旁，像个严谨的后勤官，一样样往里放置物品。最底层是卷好的单人蚊帐和两套全新的单人薄床品三件套,她专门去市场挑的，强调“卫生第一”。旁边塞着一个超大号的保温壶和一个便携小保温壶。
上面一层，则是一个分类清晰的医药包：退烧药、消炎药、肠胃药、抗过敏药、各种规格的消毒纱布、绷带、创可贴、碘伏棉签、驱蚊水、止痒膏……简直像个小药房。旁边是防晒霜、晒后修复、宽檐帽和防晒外套。
再往上，空间被大量食物占据：整整两大袋独立包装的压缩饼干，好几桶杯面，各种巧克力、能量棒和糖果，甚至还有几包榨菜和肉松。“听说那里的食物可能不合口味，或者供应不稳定。”她一边整理一边说，语气平静得像在陈述天气预报。
她自己四天的换洗衣物，只是简单地用收纳袋装好，放在最上面，相比之下显得份量微不足道。
家驹检查好相机，将它轻轻放回保护套，一抬头，正好看到乐瑶费力地将一大包糖果压实。他看着那个被塞得满满当当、鼓鼓囊囊的巨无霸行李箱，又看了看自己轻便的行李箱和旁边那几样“贵重物品”，忍不住笑出声，用下巴指了指她的箱子：“喂，Haylee姐姐，你系去探访难民，定系去荒岛求生啊？搬咁多嘢，以为你要移民过去开杂货铺。睇我，几轻便。” 他示意了一下自己的行李和旁边的“三件宝”。
乐瑶头也没抬，继续核对医药包里的物品清单，淡定地回敬：“黄生，你嘅‘轻便’包括一部相机、一部摄录机同埋一支吉他。我呢啲，系实实在在保命同保障基本生活嘅。资料写得好清楚，巴布亚新几内亚卫生条件有限，疟疾、登革热唔系讲笑。难民营情况更复杂。有备无患，好过到时你部宝贵相机冇事，但你本人因为发烧或者肚痾冇咗半条命。” 她拿起一盒肠胃药晃了晃，“你嘅‘装备’记录世界，我呢啲‘装备’保障你能顺利记录。分工唔同啫。”
家驹被她一番话堵得哑口无言，摸了摸鼻子，看向自己心爱的相机和吉他。确实，他的准备更偏向于“记录”与“表达”，而她的准备，则完全侧重于“生存”与“保障”。他嘴硬道：“使唔使夸张到连被套蚊帐都带啊？仲有咁大个水壶。”
“安排嘅住宿可能只系一张床板。自己嘅床品干净放心，蚊帐防蚊防虫，好重要。”乐瑶终于抬起头，看着他，眼神认真，“确保有干净热水可以饮，可以冲面，必要时可以简单清洗。你以为我咁中意拎重嘢？” 她叹了口气，脸上露出一丝罕见的、带着点无奈却异常坚定的神色，“我知你觉得我夸张。但去到嗰种地方，我宁愿准备多啲，都唔想见到你，或者任何人，因为一啲本来可以预防嘅小事而难受，或者帮唔到想帮嘅人，甚至成为负担。”
家驹看着她。她跪坐在一堆物资中间，额角因为忙碌和闷热渗出细密的汗珠，神情是百分百的专注和务实。这份扎扎实实的周全，与她对自己那些“记录工具”的默许甚至理解，形成了一种奇特的互补。
乐瑶瞥他一眼，把巧克力拿回来放好：“唔系念，系要做。你顾好你嘅‘三件头’就得啦。” 她看了一眼相机、摄录机和吉他。
家驹顺着她的目光看去，点了点头，没再反驳。他帮着乐瑶将最后几样东西塞进已经超载的箱子，然后用力拉上拉链，扣好搭扣。箱子立在那里，像一个沉默而坚实的堡垒。
1990年8月2日,香港启德机场 离境大厅
机场特有的喧哗与广播声交织。离境大厅一侧，香港电视台的摄制组已经架好机器，灯光打亮。黄家驹站在镜头前，身上没有舞台装束，只穿着一件印有“香港电台·爱心第一旅”字样的白色短袖文化衫，外面随意套了件浅色薄外套，下身是卡其色长裤和运动鞋。脸上戴着一副略显斯文的黑色圆框眼镜，遮住了部分眼神，却让他的气质在随意中多了几分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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