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绥镇长城防御体系中，“大边”为外侧主城墙，“二边”为内侧辅助防御墙。
两者距离根据地形和防御需求调整：
东段（府谷至榆林）：地势较平缓，大边与二边距离较近，约五至十里，部分地段（如镇川堡附近）甚至仅隔数里，形成紧密的双重防御。
中段（榆林至安边）：地形多丘陵，距离稍远，约十至二十里，如榆林至响水堡段，两墙沿河谷错落分布。
西段（安边至定边）：靠近河套，地势开阔，为扩大防御纵深，距离可达二十至三十里，如定边营附近，大边直抵毛乌素沙漠边缘，二边则依托内侧台地。
大边与二边之间的距离设置，既考虑了防御纵深（如西段宽距可迟滞蒙古骑兵），也兼顾了后勤补给（东段近距便于兵力机动）。
是大明“以墙制虏”战略与陕北自然环境碰撞的产物——苍凉的荒漠与密集的防御工事，共同构成了延绥镇“铁壁铜墙”的立体防线。
早在正统末年，东胜卫被撤销废弃，蒙古的游骑开始源源不断地进入河套地区。
面对这一局势，明朝的边将王骥、王祯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边防。
他们在陕北沿边一带修筑了一批营堡和墩台，这些营堡和墩台陆续设置了二十四所。
每年都会调集延安、绥德、庆阳三卫的官军分兵屯戍守。
此外，为了加强边防的枢纽作用，他们还在绥德以北增筑了榆林城。
在王锐之后接任延绥巡抚一职的余子俊，在边疆修筑方面取得了最为显着的成就。
他巧妙地利用了红盐池之战胜利后鞑靼远遁的有利时机，在短短数年时间内筑起了一道长达一千七百七十里又一百二十三步的边墙。
这道边墙不仅规模宏大，而且工程质量也相当高。
边墙建成之后，余子俊在沿线配备了大量的重兵，以确保边防的安全。
同时，他还在边墙之外实行坚壁清野的政策，严禁边民出塞耕种，以防止蒙古游骑的侵扰。
这样一来，延绥镇的边墙就形成了一道坚固的防线，有效地抵御了蒙古的入侵。
随着边墙的建成，延绥镇的治所也发生了变化。原本位于绥德城北的治所，被向北迁移到了边墙上的榆林城。
这一举措使得延绥镇的治所向前推进了整整二百五十余里，进一步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和管理。
由于余子俊所修长城以因山为险为原则，故而有许多屯田被隔在边外白白浪费，损失巨大。
于是到弘治年间（1488—1505年）延绥巡抚文贵又在其外再修了一道边墙，用以保护屯田，这道边墙被称为“大边”，余子俊所修的边墙则被称为“二边”。
长城防御的重心随即向大边转移，但是，余子俊所修的二边也仍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虽然此时朝中有很多人认为边墙在抵御游牧骑兵时作用并不大，实则并非如此。
边墙是一个严密的防御体系，也是一个延绥镇用兵第一线，其作用并非一道阻断敌军南下、东进的一道墙而已。
更重要的是这是整个明朝的边境防御线，它承担着预警、接敌、阻敌、作战、防守等多项任务。
它固然不能将所有敌军都阻击在墙外，但其在延绥镇边防上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