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现在的关中，每月都有成群结队的武装人员身穿盔甲、敲响锣号，在西安周边地区横行霸道。
面对日益失控的局势，陕西的官员们陷入了互相推诿的怪圈。
崇祯二年二月，陕西巡抚胡廷宴和延绥巡抚岳和声见形势发展再也无法隐瞒，只好硬着头皮向朝廷报告灾情和盗匪的情况。
兵部奉旨调查时，两人互相指责推诿——胡廷宴抱怨岳和声辖区的边兵作乱，认为是边防军军纪涣散导致了局势恶化；
岳和声则指责胡廷宴辖区的驻军造反，声称是内地治安问题引发了连锁反应。
陕西巡按御史吴焕则对两人各打五十大板。
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盗贼初起时，边贼少而土贼多；
如今都是精锐的骑兵，动不动就是七八千人。
两位巡抚隐瞒不报，互相推诿，是导致形势迅速恶化的主要原因。”
就在此时，三边总督武之望因为“固原兵变”的事情，忧惧成疾。
他深知，自己作为三边总督，对固原戍卒兵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而朝廷不仅没有拨付军饷，反而不断催促他“剿匪”。
武之望感觉自己已经走投无路——多次向户部申请军饷未果，面对士卒哗变威胁和流寇燎原态势，因缺乏财政支持陷入绝望。
崇祯二年三月戊寅，身心俱疲的武之望在固原总督府自杀身亡。
关于他的死因，陕西的官员们再次发生了争执。
巡抚胡廷宴坚持认为武之望是病死的。
甚至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陕西形势大好。
纵然有几个小毛贼作乱，也兴不起什么大浪”，至于士兵哗变更是“子虚乌有”。
而巡按吴焕则坚持认为武之望是畏罪自杀。
他在奏折中详细说明了军饷拖欠的情况，指出武之望是因为左右为难才自寻短见。
胡廷宴和吴焕还在为武之望的死因争论不休时。
四月，延绥巡抚岳和声也因病在延绥巡抚衙署去世。
这样一来，只剩下胡廷宴一个人来承担陕西局势恶化的责任。
朝廷震怒之下，将胡廷宴革职为民。
为了应付危局，朝廷不得不进行人事调整：
以杨鹤代替武之望任三边总督；
以张梦鲸代替岳和声巡抚延绥。
罢免时任陕西巡抚胡廷宴，以刘广生代替胡廷宴巡抚陕西；
并倒查追责二年前已离任的陕西巡抚乔应甲的渎职罪。
然而，这些新上任的官员很快就发现，他们面临的是一个比想象中更加烂的摊子。
天灾未止，民变不息，军饷短缺，人心涣散。
费书瑜站在马司营房的营墙上，望着延绥镇灰蒙蒙的天空。
他知道，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悄然酝酿。
崇祯元年的这场大饥荒，不仅加深了社会矛盾，更动摇了明朝的统治根基。
而他自己，作为这场历史洪流中的一个小人物。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王朝一步步走向灭亡。
多年后，当费书瑜回忆起崇祯初年的往事时，依然心有余悸。
他在日记中写道：
那两年的旱灾，饿死了多少人，没人说得清；
那一年的兵变，乱了多少地方，也没人说得清；
我只知道，从那一年起，陕西就再也没有太平过，明朝也再也没有太平过。
崇祯初年的陕西大饥荒，是明末社会危机的一个缩影。
它暴露了明朝末期基层社会治理的失效、中央政府应对危机能力的薄弱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崩溃。
虽然有岳和声这样的官员努力赈济，但终究杯水车薪；
虽然有无数费书瑜这样的边军将士还在为大明坚守岗位，但终究无力回天。
当天灾遇上人祸，当朝廷的决策脱离了实际，一个王朝的衰落，也就成了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