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陇省的“绿色抉择”余波未平，规划委大楼的空气里又沉淀下另一层更为凝重的气息。《龙门复兴》计划的“区域协调与共同富裕”章节，如同一张等待描绘的、布满复杂等高线的巨幅地图，摊开在高晋面前。这个议题，触及的是国家肌体最深层的血脉分布与循环质量，其敏感与复杂程度，甚至超越了之前的科技攻坚与生态转型。
草案的核心思路明确而锐利：扭转长期以来资源与机会向少数优势区域过度集中的惯性，通过系统性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干预，促进人口、经济、公共服务在国土空间上更均衡、更合理的分布，最终实现发展成果的共享。具体抓手包括：推动东部产业有序向中西部转移升级而非单纯淘汰、建立基于常住人口配置公共资源的财政转移支付新机制、在条件适宜的中西部节点城市培育若干战略级增长极、系统性提升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基线水平”。
这不仅是经济布局的调整，更是对既有权力、利益和发展逻辑的一次深度重构。阻力如预料般，来自多个方向，且更加盘根错节。
东部沿海某经济强市的内部研究报告被“婉转”送达，文中虽通篇拥护“全国一盘棋”，却着重强调“全球竞争背景下保持核心区域竞争力的极端重要性”，暗示资源过度分散可能导致“效率损失”和“国际话语权削弱”。一些市场派的智库学者也在舆论场发声，担忧行政力量主导的区域平衡可能“扭曲市场信号”、“保护落后产能”。
另一方面，部分中西部省份则在试探草案的“含金量”，提交了长长的“政策诉求清单”，从要求重大国家实验室和高校分校落户，到希望获得与东部同等的自贸试验区政策，甚至直接提出中央财政承担其历史债务和未来重大项目资本金。热情背后，不乏“等靠要”的旧思维和脱离实际的过高期望。
最微妙的一股压力，则来自体系内部。一位长期在综合经济部门任职、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在与高晋的非正式谈话中，语重心长地提醒：“晋啊，均衡发展是理想，但急了容易出事。几十年来形成的区域格局和利益关联，牵一发而动全身。东部稳不住，全局都会晃；西部接不住，投入可能打水漂。步子是不是可以更稳妥一些？有些目标，留待下一代人解决也许更从容。”
老同志没有明言反对，但担忧溢于言表。这是一种基于丰富经验、洞察复杂性的审慎，分量极重。
高晋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这不像科技攻坚有明确的“卡脖子”目标，不像绿色转型有鲜明的价值导向。“均衡”与“共富”是多目标、长周期、充满价值判断的宏大叙事，其路径选择更为多元，也更易引发争议。他面对的，不是单一的“对手”，而是一种弥漫性的、基于不同立场和认知的疑虑、焦虑乃至惯性惰性。
闭门思考两日后，高晋做出了一个决定：不急于在文件层面上逐条反驳或妥协，而是启动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压力测试”与“共识构建”行动。
第一项行动，他指示起草小组联合国家信息中心、顶尖宏观研究机构，进行多套情景模拟。不仅模拟资源向中西部倾斜对全国整体增长潜力的影响，更重点模拟如果维持现状甚至差距继续扩大，中长期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内需萎缩瓶颈以及国家韧性下降的代价。同时，对过去二十年各类区域扶持政策的投入产出效益进行大数据回溯分析，区分哪些真正激发了内生动力，哪些流于“输血”依赖。
“我们要用数据说话，不仅要说明‘为什么要变’，还要清晰揭示‘不变的风险’和‘如何变才有效’。”高晋要求。
第二项行动，他亲自牵头，组织了一个小范围、高规格、跨区域的“区域发展战略对话会”。参会者不仅包括东西部省份的主要领导和发展改革部门负责人，还特意邀请了长三角、粤港澳、成渝等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市长，以及来自企业界（包括国企和民企）、学术界（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规划专家）的代表。会议地点选在了地理位置和文化象征意义上都具有“居中”特点的中部某省会城市。
对话会没有预设结论，只设置核心议题：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与中国发展新阶段背景下，不同区域如何重新定位自身角色？如何构建优势互补、高效联动的国内统一大市场？东部转型升级与中西部承接发展，如何实现平滑对接与共赢？
会上，高晋首先抛出了情景模拟的部分关键数据，尤其是关于区域差距扩大可能引致系统性风险的警示，让所有参会者都神情一凛。随后，他引导讨论，让东部地区坦诚其转型升级中对土地、劳动力成本、环境容量的压力以及对中西部市场和腹地的需求；让中西部陈述其禀赋优势和发展瓶颈，以及对公平发展机会的渴望；让企业家谈产业转移的实际顾虑和所需政策环境；让学者分析人口流动趋势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关键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