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转型人力资源协同平台的方案在“复兴办”内部讨论通过后，并未立即大张旗鼓地推行。高晋选择了更稳妥的路径：先在东都省龙山市及另外两个老工业基地城市进行小范围试点，总结经验后再考虑全国推广。
“平台能否成功，关键不在于设计多完美，而在于能否真的让企业愿意用、工人愿意学、培训机构愿意投入。”试点启动会上，高晋对三市的工作组强调，“我们要做的是搭建舞台、提供乐谱，但戏唱得好不好，要看演员。政府不能代替企业招工，也不能代替工人学习。”
试点启动的第一个月，数据反馈显示平台注册企业达到87家，发布岗位需求312个；注册产业工人超过2000人，其中完成初步技能测评的约1200人；接入平台的职业培训机构有14家，上线课程包23个。表面数字尚可，但深层次的问题开始浮现。
龙山试点工作组组长、市人社局副局长周明每周直接向高晋汇报进展。第三次汇报时，他语气中带着明显的焦虑：“高主任，我们现在遇到几个卡点。第一，企业发布的岗位需求描述很模糊，比如‘自动化设备维护员’，具体需要什么技能、什么证书，企业自己也说不清，导致培训课程设计困难。第二，工人参与测评后，匹配出的推荐课程学习周期普遍在3到6个月，很多人一看这么长时间就打退堂鼓，他们需要尽快上岗挣钱。第三，培训费用分摊机制还在扯皮，企业说应该政府补贴为主，政府说企业是最终用人方应该承担大部分，工人更是一分钱都不想出。”
高晋一边听一边记录：“企业说不清需求，我们就派人去帮他们说清。组织技术专家和人力资源顾问，驻点重点企业，把岗位技能需求‘翻译’成具体的培训模块。工人怕周期长，那就把长课程拆解成‘阶梯式认证’，比如学完一个月可以胜任辅助岗位先上岗，边工作边继续学习后续模块，薪资随技能提升而增长。费用问题……政府可以承担基础技能部分的补贴，企业承担岗位专项技能部分的费用，工人象征性承担少量，建立‘学习保证金’制度，完成培训并稳定就业一定时间后返还。”
“可是这样政府投入会很大……”周明迟疑道。
“比起工人长期失业的社会成本，比起企业因缺工而流失订单的经济损失，这笔投入是值得的。”高晋顿了顿，“而且我们要算大账：一个产业工人通过技能重塑，职业生涯延长十年甚至二十年，创造的税收和消费贡献是多少？一个企业因为有了稳定合格的技术工人，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带来的价值又是多少？”
周明似乎被说服了：“我明白了，这就调整方案。”
“记住，这个平台不是慈善工程，而是人力资源的‘供给侧改革’。”高晋补充道，“目标是提高劳动力要素的配置效率和质量。要用市场化思维运营，长远看，平台自身应该能通过精准匹配服务产生价值，甚至实现可持续运营。”
试点在磕磕绊绊中推进。一个月后，首批“阶梯式认证”的工人开始进入企业实习，尽管初期效率不高，但企业反馈“至少解决了基础人力短缺，而且工人学习意愿很强”。平台也开始积累第一批真实的岗位技能数据画像，这比任何理论模型都更有价值。
就在平台试点稍有起色时，国际科技领域的波澜再次涌来。
女儿高悦从欧洲发回一封长邮件。她写道，合作实验室的氛围起初很开放，但最近两次涉及到人工智能蛋白质结构预测的核心算法讨论时，她的外方导师开始“建议”她专注于实验数据收集部分，而将算法优化工作交给欧洲团队的成员。同时，实验室里一位华裔博士后私下提醒她，最近有非学术背景的人员来过实验室，“像是在评估什么”。高悦在邮件末尾问：“爸爸，是我太敏感了吗？还是这里真的有什么我不该触碰的边界？”
高晋反复阅读邮件，心头沉重。他知道这不是女儿敏感。在生物技术这样的前沿战略领域，国际合作的蜜月期正在快速消退，取而代之的是更为谨慎乃至戒备的竞争心态。他斟酌良久，回复道：“保持专业，完成协议内的工作。对超出原定合作范围的核心技术探讨，可以礼貌地表示需要与国内导师商议。注意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随时保持联系。”
邮件发出去后，他走到办公室窗前，望着远方。下一代科学家将要面临的，可能是一个更加割裂、更需要平衡开放与安全的科研环境。而国家能为他们做的，就是加快建设自主的、高水平的科研平台，让他们不必完全依赖外部合作。
几乎与此同时，科技组送来一份紧急分析报告：新纪元资本撤出中国半导体投资后，其资金并未如之前判断的那样流向东南亚消费科技，而是通过多层离岸架构，最终流向了美国一家专注于半导体材料和设备的中型基金。该基金近期正在游说美国国会，要求加强对中国半导体产业获取关键材料和设备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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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有战略意图的资本转移。”科技组组长面色凝重，“新纪元很可能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财务投资者，而是带有战略使命。它在中国半导体领域的进出，一方面试探我们的反应底线，另一方面也完成了对一批有潜力企业的‘扫描’——现在他们知道哪些企业最脆弱、哪些技术最关键。”
高晋感到一阵寒意。这种“资本探针”比直接的封锁更隐蔽，也更具威胁性。
“立即将这份分析加密报送中央科技安全领导小组。”他指示，“同时，建议对我们重点支持的硬科技企业，建立更完善的‘资本健康度评估’机制，不仅要看财务投资，还要分析投资方的战略意图和背景关联。另外，加快设立国家级的‘战略科技风险投资基金’，用‘耐心资本’来对冲这类投机性、战略性资本的扰动。”
“要不要对新纪元采取反制措施？”有人问。
高晋沉思片刻：“暂时不要。资本流动是全球化常态，我们如果反应过度，反而会吓退真正的市场化资本。关键是筑牢自己的篱笆，提升甄别能力，优化支持体系。让市场看到，在中国做长期科技投资，有更稳定的环境和更可靠的回报。”
处理完这些，已近午夜。高晋准备离开办公室时，内线电话响了。是刘振海。
“高主任，还没走？方便的话，来一下小会议室？有点新情况。”刘振海的声音里有一丝不寻常的严肃。
高晋来到小会议室，发现除了刘振海，还有两位生面孔——一位是五十多岁、气质精干的女干部，另一位是戴着眼镜、学者模样的中年男士。
“介绍一下，这位是国安部经济安全局的林雪副局长，这位是发改委宏观研究院的吴启明研究员。”刘振海简练地介绍，“他们有一些跨领域的发现，觉得应该让我们知道。”
林雪开门见山：“高主任，我们监控到近期有一股协调性较强的舆论攻势，表面是讨论经济政策，实质在系统性地质疑《龙门复兴》计划的几个核心支柱：比如质疑政府主导科技攻关的效率不如市场，质疑生态约束会拖累增长，质疑传统产业转型的社会成本过高。这些言论出现在某些内部论坛、行业研讨会甚至个别海外学术期刊上，看似分散，但话术高度相似，传播节点也有协同痕迹。”
吴启明补充：“我们分析了这些言论的数据支撑，发现大量引用了一些片面、过时甚至断章取义的案例，比如只提芯跃事件前期的混乱，不提后续的规范救助；只提云雾县早期的‘躺平’，不提调整后的绿色发展规划。这不像一般的学术争论，更像是有组织的认知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