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论坛结束后的几天里，舆论的涟漪开始扩散。高晋在论坛上的发言被剪辑成不同版本，在国内外社交媒体上传播。支持者称赞他“理性务实，展现了中国改革者的新气象”；批评者则指责他“避重就轻，回避根本性制度问题”。一些境外媒体将他的发言片段与周明在东都市处理的案件（细节已被模糊化报道）联系起来，暗示“中国改革陷入内外交困”。
“复兴办”舆情监测室的屏幕上，实时跳动着各种分析数据。李明组长向高晋汇报：“总体看，国际精英圈层的讨论热度比预想的高。有意思的是，您用具体案例回应的方式，虽然被一些评论家认为‘不够理论化’，但在一些产业界和务实政策研究者那里获得了正面反馈。他们认为这种基于实践的讨论更有参考价值。”
高晋点点头：“这就够了。我们不需要所有人都赞同，但需要让更多人看到中国改革的复杂性，打破那种简单化的刻板印象。”
“另外，”李明调出另一组数据，“国内网络上的讨论出现了一些新动向。有几个粉丝量较大的知识类博主，最近连续发布关于‘改革代价’、‘转型阵痛’的深度视频，制作精良，情感渲染力强。他们引用的案例都是真实的，比如老工业区下岗工人的再就业困难、中小企业转型压力等，但叙事框架偏向悲观，强调个体的‘牺牲’和‘无力感’。”
高晋想起林雪之前的情报摘要——境外资金支持特定叙事生产。“这些视频的流量和互动数据如何？”
“增长很快，尤其是在年轻受众中。评论区情绪两极分化，一部分人感同身受，呼吁更多关注‘被改革落下的人’；另一部分人则批评其‘片面渲染消极面’。值得注意的是，有几个视频在发布后短时间内获得了大量转发，传播路径分析显示有组织助推的痕迹。”
高晋沉思片刻：“通知网信部门关注。但我们不必直接介入内容层面，那样反而可能放大其影响。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提供更全面、更真实的叙事。你们研究组可以考虑制作一个系列，就叫‘改革现场实录’，不回避问题，但更聚焦于问题如何被发现、如何被解决的过程，展现基层干部、企业家、普通劳动者真实的努力和希望。邀请独立纪录片团队合作，确保真实性和感染力。”
“明白。”李明记录下要点，“还有，东都市周明副局长那边，要不要安排一次正面报道？他顶住压力坚持工作，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故事。”
高晋想了想：“可以，但要注意方式。不要把他塑造成‘英雄’，而是展现一个普通基层干部在复杂局面下的专业和坚守。重点放在平台如何帮助工人实现就业和技能提升的具体案例上，用事实说话。”
东都市，雨后初晴。
周明站在市人力资源市场大厅里，看着一批刚刚完成培训、正在与招聘企业面试的工人。这些工人大多四十多岁，来自传统制造业企业，经过三个月针对性培训，掌握了数控机床操作、工业机器人维护等新技能。此刻，他们脸上带着紧张和期待，与面试官认真交谈。
“周局，这期培训就业率预计能到85%以上。”平台运营负责人小声汇报，“而且薪资比他们之前平均提高了30%左右。”
周明点点头，心里踏实了些。李建国案的阴影还在，但工作必须继续向前。他走到一位刚刚结束面试、面带喜色的老师傅面前：“王师傅，怎么样？”
“成了！”王师傅搓着手，难掩激动，“一家做汽车零部件的企业，试用期工资就比我原来厂里高一千五！而且有正规保险，还能学新东西。周局长，真要谢谢你们这个平台，不然我这把年纪，哪知道去哪学这些，去哪找这样的工作啊！”
周围几个工人也围过来，七嘴八舌说着自己的面试情况。看着这些重新燃起希望的面孔，周明觉得连日来的压力都值得了。改革或许有阵痛，但总要有人为普通人搭建渡过阵痛的桥。
回到办公室，秘书送来一份文件，是市里关于“加强改革试点信息安全与舆情引导”的培训通知，要求各试点单位分管领导参加。周明扫了一眼，主讲人名单里有“复兴办”政策研究组的专家。他知道，这是上面在系统性地提升一线干部的应对能力。
他刚在回执上签字，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犹豫了一下，他接起来。
“周明副局长吗？”对方声音低沉，“我是《深网调查》的记者，我们注意到东都市培训平台近期有一些关于企业套取补贴的传闻，想向您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另外，有知情人士透露，您本人也涉及相关调查，能否……”
周明平静地打断：“这位记者同志，关于培训平台的情况，我们已通过正规渠道发布过信息。如果您有采访需求，请按程序联系市委宣传部。我个人没有需要对外说明的情况。抱歉，正在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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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断电话，他深吸一口气。该来的还是来了。这种“知情人士透露”式的电话采访，往往是为了施压或套话。他按照培训通知上的指引，将这个情况记录在专用的“异常接触报告表”上，通过加密渠道报送上级和国安联络点。
做完这些，他看向窗外。天空湛蓝，白云舒卷。改革之路从来不是坦途，既有看得见的政策调整之难，也有看不见的暗流涌动之险。但他想起高晋在内部会议上的话：“我们是在为这个国家的转型探路，探路者要有定力，也要有智慧。”
定力，就是不因干扰而偏离方向；智慧，就是知道如何识别和应对干扰。
北京，清华大学实验室。
高悦和团队成员正为数据标注标准的最终定稿做最后冲刺。连续几天的闭门研讨，争论有时激烈到面红耳赤。主张完全采用国际标准的一派认为，这样便于与国际接轨、论文容易被认可；主张建立本土标准的一派则认为，国际标准基于的研究样本有偏差，不完全适合中国人群特点和疾病谱系。
孙教授作为顾问，没有轻易表态，只是不断提问：“如果采用国际标准，我们哪些独特的研究发现可能被掩盖？”“如果自定标准，我们如何确保其科学严谨性，并让国际同行信服？”
争论到最后，高悦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我们能不能做一个‘双层标准’？底层是核心标注规范，尽量与国际主流标准兼容，确保可比性；上层增加一些针对中国人群特点的扩展标注维度，作为我们的特色贡献。同时，我们公开所有标注细则和决策过程，邀请国内外同行评议。”
这个方案经过反复修改，最终获得了大多数人的认同。此刻，他们正在完善最后的技术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