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深改委会议召开前的周末，高晋几乎是在办公室里度过的。近百份试点报告，每一份都需要细读、标记、提炼。茶水续了一杯又一遍，窗外的天色从黎明到正午，再到夜幕四合。
这不是简单的成绩汇总。高晋知道，向最高决策层汇报，需要的不仅是亮眼的数据，更是对改革逻辑的清晰阐述、对复杂问题的透彻剖析、对趋势走向的审慎判断。他要讲的，是《龙门复兴》计划这艘大船，如何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于现实的风浪与暗礁中航行，遇到了什么，修正了什么，又将驶向何方。
李明带着政策研究组的几位骨干，协助整理材料、绘制图表、梳理逻辑线。会议室的白板上，贴满了便签，各种箭头、问号、感叹号交织。
“高主任，这是我们梳理出的三个最核心的成效。”李明指着投影，“第一，试点地区产业结构调整速度比非试点地区平均快15%，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占比显着提升。第二，政府引导基金与社会资本联动机制初步形成，放大了财政资金效益。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像东都市的人力资源平台、南州市的科技成果转化‘共享中试车间’等一批微观制度创新，正在被其他地区自发学习和复制，形成了‘内生扩散’效应。”
高晋点点头：“成效要讲透，用具体案例和数据。但问题和挑战部分，更要讲实、讲深。”
研究组副组长调出另一组数据：“问题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地区间进展不平衡，有的地方还在‘等靠要’，创新主动性不足。二是一些政策在基层执行时被简化或扭曲，比如培训补贴，初衷是激励，但执行中出现了‘补贴依赖’和‘套利漏洞’。三是改革触及既有利益格局时，遇到的阻力比预想的大，隐形门槛、地方保护等现象依然存在。四是外部环境的干扰加剧，从舆论战到更隐蔽的信息战、法律战，给我们的开放合作和国际形象带来新挑战。”
“还有一点，”高晋补充，“我们改革的设计，如何更好地与老百姓的切身感受、具体诉求对接？东都市的舆情风波提醒我们，宏观政策成效与微观个体获得感之间，有时存在‘感知温差’。这不仅仅是沟通问题，更是政策精准度和包容性的问题。”
会议开到深夜。初步的汇报框架逐渐清晰：成效、问题、根源分析、下一步调整思路、需要中央支持的关键环节。高晋要求，每一个结论都必须有扎实的案例和数据支撑，不夸大成绩，不回避矛盾。
散会后，高晋独自留在会议室。他走到窗前，望着深夜依旧灯火通明的城市。无数个家庭在这个夜晚安然入睡，他们的生活，与屏幕上那些抽象的改革数据息息相关。他的汇报，关乎的是这些普通人明天的就业机会、收入水平、生活环境。
肩上责任，重如千钧。
东都市，一个普通的傍晚。
周明没有直接回家，而是让司机把车开到老工业区边缘的一个居民小区。他想起王师傅提到的“培训几天就嫌累”的年轻人，想自己看看。
小区门口，几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正蹲在路边抽烟，衣着随意，眼神里有些迷茫。旁边墙上贴着平台培训项目的宣传海报，已经有些褪色。
周明走过去，递了支烟（他平时不抽，但口袋里总备着一盒）：“兄弟，在这等人？”
一个染着黄头发的青年接过烟，瞥了他一眼：“没事干，瞎晃。”
“看你们年轻力壮的，没找个活儿干？”
“干过。”另一个穿着破洞牛仔裤的说，“去培训了两天，学数控，看得眼晕。老师讲得快，跟不上。干了两天零工，搬箱子，累死，钱还少。没意思。”
周明蹲下来，跟他们一起：“那你们想干点啥？”
几个人互相看看。黄头发说：“没啥特别想干的，就想钱多点，别太累，有意思点。”
周明笑了：“哪有那么好的事。我像你们这么大时，在车间里三班倒，机器轰鸣得耳朵都快聋了。但那时候就想，学好技术，总能出头。”
“现在不一样了。”破洞牛仔裤嘟囔，“看人家直播，打打游戏就能赚钱。我们学这破技术，有啥用？”
“技术是饿不死的饭碗。”周明认真说，“直播能火的有几个？再说，你们说的那些游戏主播，背后也得懂电脑、懂网络、懂怎么跟人打交道，那也是技术。咱们平台现在也有新媒体运营、电商客服的培训，没那么枯燥，你们试过吗？”
几个人摇头。周明记下他们的联系方式：“这样，我帮你们问问。有几个新开的培训项目，可能对你们路子。去试试，不花钱，就当玩。真不行再说。年轻，啥不能试试？”
离开小区，周明心情有些沉重。平台帮助了很多中老年工人转型，但对这些“脱嵌”于传统产业体系、又未能顺利融入新经济的年轻人，似乎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培训内容、教学方式、激励手段，可能需要更精细化的设计。这不仅仅是就业问题，更是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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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给平台运营负责人发了条信息：“周一开会，专题研究如何吸引和留住青年劳动者参与技能培训。重点：培训内容与新兴行业对接、教学方式创新（如游戏化学习）、短期见效的激励机制。可邀请年轻人代表参与讨论。”
改革，不仅要关注“存量”的转型，也要关注“增量”的融入。这或许就是下一步需要深化的方向。
未来城，“复兴办”。
高悦来了。她不是来找父亲，而是应“复兴办”政策研究组的邀请，来参加一个小范围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座谈会”。会议主题是：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进程中，青年科研人员面临哪些具体困难？需要怎样的制度环境？
参会的有来自高校、研究所、企业的十多位年轻科研骨干，年龄都在三十五岁以下。高晋作为旁听者，坐在会议室后排。
讨论很热烈。一位做基础数学研究的博士抱怨：“评价体系还是太看重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逼着人做‘短平快’的研究。像我们这种可能十几年都出不了重大成果，但一旦突破就是奠基性工作的领域，年轻人很难坚持。”
一位在企业研究院工作的工程师说：“企业研发压力大，考核跟市场效益直接挂钩。我们想做一些前沿探索，但资源往往向能快速产品化的项目倾斜。‘无人区’探索，风险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