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同志走后第七天，是个大晴天。毒日头悬在空中，把淤积的水汽狠狠蒸出来，空气黏稠得能拧出滚烫的水。青石板干了，留下一道道被水流切割出的、灰白泛黄的渍痕。栀子花彻底谢了，连残瓣都寻不见，那股若有若无的叹息般的甜香，彻底被烈日蒸发干净，只剩下一街刺鼻的、混合了泥腥、垃圾和某种东西缓慢腐烂的馊味。
铺子门窗紧闭。门板缝隙里，透出更浓的甜味，不是栀子花的清甜，而是糖浆、果仁、油脂、香料在高温下熬煮混合的、一种近乎实体的、带着热力的浓郁香气，固执地抵抗着外界腐败的气息。铺子里更是闷热，灶火未熄，巨大的铜锅咕嘟着琥珀色的糖浆，热气蒸腾，把空气都扭曲了，视线所及，一切都在微微晃动。汗水沿着建设的额角、脖颈、脊背无声地淌，他的粗布褂子早已湿透，深一片浅一片地贴在身上，动作却一丝不乱，搅动着糖浆，目光沉静地落在锅里不断翻滚的气泡上。
小树蹲在门口，隔着门板缝隙往外瞧。他不敢开门，怕热气散了，也怕看见什么。这几天，街道上出奇地安静。刘干事没再出现，平日里串门闲聊的邻居也少了，偶尔有人路过，脚步匆匆，目光要么刻意避开“林记”，要么飞快地瞟一眼，带着一种说不清是好奇、畏惧还是别的什么情绪，然后迅速走开。连平日里最喜欢在门口玩耍的孩子，也都被大人拘在了家里。只有街道办的几个戴红袖箍的积极分子，巡逻的次数明显多了，有时会在斜对门的茶棚坐着，目光有意无意地扫过“林记”紧闭的门板。
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比湿热的天气更令人窒息的沉默。那是一种紧绷的、一触即发的沉默，像暴晒下的干柴，只等一粒火星。
小树的心悬着，手里的蒲扇机械地摇着，扇出来的风也是热的。他忍不住又回头看师傅。建设依旧专注于那锅糖，仿佛外界的风声鹤唳，都与这一锅翻滚的琥珀无关。
下午，邮差来了。他没像往常那样把自行车铃摇得叮当响，只是默默地将一份报纸，从门缝底下塞了进来。小树连忙捡起，是《新民晚报》。他快速翻到熟悉的版面，心一下子沉了下去——原本该连载“林记墙根”故事的地方，换成了一篇关于街道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通讯稿，配着几张居民洒扫庭除的照片，字里行间热火朝天。
连载，断了。没有任何解释，就像从来没有过。
小树拿着报纸，手指捏得发白，看向建设。建设刚好舀起一勺糖浆，对着光看了看拉丝的状态，然后平静地说：“糖稀快好了，准备杏仁。”
他的声音不高，和往常一样稳，甚至带着一种专注于手艺时才有的、近乎禅定的平和。这平静，奇异地安抚了小树焦灼的心。他“哎”了一声，放下报纸，转身去簸箕里拣选饱满的杏仁。
日子，似乎又回到了从前的轨道。熬糖，做糖，卖糖。只是生意明显地清淡了。偶尔有熟客上门，也多是匆匆买了糖就走，话少了，眼神躲闪。建设不问，也不多言，该给多少糖，一分不少，包得仔细。
墙根下的物件，他没动。每天依旧用那块干布擦拭，动作轻柔，仿佛擦拭的是易碎的梦。孙同志的话，报纸的停载，街上的目光，似乎都没有在那块布上留下任何痕迹。布还是那块布，动作还是那个动作。只是，在昏暗的光线下，那些被擦拭过的表面，似乎泛着一种被反复摩挲后才有的、温润内敛的光泽，沉静地对抗着无所不在的潮湿与窥探。
这天傍晚，天色将黑未黑，暑热稍退。建设正在封灶火，小树在扫地。门被轻轻敲响了，不是惯常的叩击，而是迟疑的、带着点怯意的“笃、笃”两声。
小树看了建设一眼，建设点点头。小树放下扫帚，过去开了半扇门。
门外站着一个人。是苏月香。
她没穿旗袍，换了一身最常见的灰色列宁装，裤子，布鞋，头发也规规矩矩梳在脑后，脸上脂粉不施，手里提着一个小布包。整个人素净得几乎融进暮色里，只有那双眼睛，在昏暗的光线中，依然亮得惊人，带着一种不顾一切的、飞蛾扑火般的决绝。
她没往里走，就站在门槛外，目光急切地越过小树，投向墙根。当看到自己那个装杏花糖的玻璃罐子，依旧静静立在老位置，罐子里的糖块依旧完好，旁边的照片也依旧在时，她紧绷的肩膀几不可察地松弛了一瞬，但随即又挺直了，目光里多了几分焦灼。
“林师傅。”她的声音压得很低，有些沙哑，“我想……把东西拿回去。”
建设放下手里的火钳，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走过来，没说话，只是看着她。
苏月香避开他的目光，语速很快，像背台词：“这几天……外头有些风声，不大好。东西放在您这儿，怕是……怕是不大方便，给您添麻烦。我想着，还是我自己收着稳妥些。”
她说得合情合理，甚至带着为对方着想的体贴。但她的手指紧紧攥着布包，指尖发白，目光不时飞快地扫向街道两侧，像受惊的鹿。
建设沉默了片刻，目光落在她苍白的脸上，那竭力维持的平静下，是掩饰不住的惊惶。他又看了看墙根下，那个曾经承载着她某个夏日午后全部甜蜜与勇气的玻璃罐子。
“苏同志，”他开口，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奇异的穿透力，打破了她试图维持的脆弱的镇定，“糖，放久了，会化。但罐子封着，放在阴凉处，能存些时日。现在拿走，一路颠簸，天又热，反而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