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被判处斩、绞、凌迟等极刑者，逾两千一百三十五人，被抄没的家产、田亩、商铺不计其数，仅银钱一项，累计查抄入国库者就超过八千万银圆。
北地的官场，真真被洗了一茬。
新任的知府、知县、卫所官员，或由皇帝从随行官员、罗网卫中简拔干练者暂代，或由吏部火速从其他地方调任“清白”官员填补。
北地各处衙门，尽是陌生惶恐的新面孔，做事无不战战兢兢，唯恐步上前任后尘。
然清洗的狂风，并未止步于北方，皇帝虽未亲临南方，但罗网卫的触角，早已暗中伸向江南、湖广、乃至四川。
南直隶苏州府，知府文征明，素以“才望俱佳”着称，但其族中子弟与松江府（沈犹龙家乡）某些海商过从甚密，涉嫌利用漕运之便夹带私货。
虽无确凿证据显示其参与北地逆案，但罗网卫的突然到访和严厉质询，足以让这位风流才子惊惧交加，当夜便病倒，上表请辞。
皇帝“恩准”，另调他人接任。
浙江杭州府，巡抚毛不易收到京师故旧密信，详述北地血腥，信中一句“陛下眼中，已无南北之分，唯有忠奸之辨”让他汗透重衣。
他连夜召集布政使、按察使及杭州知府，严令彻查辖区内钱粮、刑名、漕运诸事，凡有疑点，即刻自纠，绝不容忍。
以往一些“约定俗成”的陋规、常例，被明令禁止。
一时间，浙江官场风声鹤唳，效率“奇高”，赋税“足额”，狱讼“清明”，一派“官清民安”的诡异景象。
福建泉州府，知府蒲商洋本就与海商关系复杂，闻听北地大案再联想自身，如坐针毡。
不等罗网卫上门，主动“捐献”家财二十万银圆“以充国用”，并严厉整顿市舶司，打击走私，姿态做得十足。
江西、湖广、广东……南方诸省大员，无不被北地的血色消息所震慑。
哪怕是与北地案毫无瓜葛者，也生怕被罗网卫那无孔不入的侦缉，寻到些许错处。
旬月间，南方官场竟呈现出海晏河清之风，该收的赋税不敢多收一分“火耗”，该判的案子不敢有丝毫拖延徇私，过往一些心照不宣的搜刮手段，更是收敛得无影无踪。
...............
金陵，朝堂之上，气氛也是微妙。
内阁首辅房玄德，一边要应对皇帝从北地，发回的一道道涉及官员任免、抄家定罪的煌煌圣旨，飞速运转吏部进行人事更替。
另一边，又要安抚朝中因北地同乡、同年、故旧大量落马，而惶惶不可终日的官员情绪。
明明才四十多岁的年纪，却已然两鬓斑白，每日在内阁值房待到深夜，力求在贯彻圣意与维持朝局稳定间找到平衡。
兵部尚书张煌言、户部尚书庞雨虽被明旨“停职候勘”，但该做的事也一点没拉下。
兵部、户部大小官员，尤其是与北地军饷、粮秣、武备拨付相关的司官、郎中、主事拼命翻查旧档，生怕皇帝回来又举起手中屠刀。
都察院左都御史严起恒，这段时间算是最忙碌的人之一。
皇帝要求都察院加快，对案犯的复核并选派得力御史分赴各地，监督新政执行、查访民情，实为监控地方。
这位“冷面铁腕”的宪台长官，毫不吝惜地启用了一批年轻气盛，急于立功的御史，将都察院变成了皇帝的又一把快刀。
六科给事中们，更是瞪大了眼睛。
所有涉案北地的每一道程序、每一份钱粮文书、每一次人事调动，都在他们的监察范围。
吏科陈言紧盯每一次北地官员任免，是否合规；户科徐度细核每一笔抄没银两的入库账目。
兵科岳峙关注边镇将领，每一次汇报和请功文书，刑科顾法则逐字推敲，皇帝发回的每一份判决意见。
……往日可能流于形式的“封驳”之权，此刻被前所未有地认真行使，虽然无人敢真正驳回圣旨，但这种严密的监督本身，就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压力。
整个金陵朝堂，在皇帝北巡的这几个月里，仿佛被无形之手攥紧。
往日里的派系之争、南北之辩、意气用事，都暂时偃旗息鼓。
奏对时一片“陛下圣明”“臣等愚钝”的恭顺之声，议事时皆是“谨遵圣谕”“妥为办理”的顺从姿态。
下朝之后，官员们匆匆乘轿回府，绝少私下宴饮聚会，更无人敢公开议论北地之事。
表面看去朝堂上下一派和睦，同僚相见笑容可掬，揖让有礼，仿佛人人都成了道德完人、国之栋梁，就差携手把臂，同游秦淮，共颂太平了。
只有明眼人知道，这平静的湖面下，是何等汹涌的暗流，何等深刻的恐惧。
皇帝用北地数千颗人头和无数家破人亡，向整个帝国的官僚体系，进行了一场血腥的“训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