遂携民十余万，缓行日仅十余里，最终险些被俘。此情此景，看得万朝无数百姓热泪盈眶，深感其“仁德”并非虚言。新野百姓甚至作歌曰：“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
取得益州后，诸葛亮、法正等人劝其尽快稳定局势，刘备却因“初入蜀地，未布恩信”而有所顾虑。这些行为，在乱世之中显得尤为“另类”和“理想化”。
天幕于此插入评述：刘备之仁，并非妇人之仁，而是其争取民心、成就大业的政治策略与个人道德追求的复杂结合体。 许多与他同时代的人物，如陶谦临死前认为“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袁绍评价其“弘雅有信义”，陈登称其“雄姿杰出，有王霸之略”，刘表虽忌惮其能，仍以上宾之礼待之。甚至对手曹操也曾对刘备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这都从侧面反映了刘备在当时人心中的形象和分量。秦始皇看到刘备携民渡江，沉吟道：“收民心若此，虽失一时之机，然得天下之本矣。” 汉光武帝刘秀则倍感亲切：“此子颇类朕当年，仁者未必无敌，然终有天下归心之日。”
然而，天幕也并未回避刘备性格中的刚烈与决绝的一面。为报关羽之仇，雪荆州之失，刘备不顾诸葛亮、赵云等众多臣子的苦苦劝谏，毅然发动夷陵之战。
天幕展现了刘备当时“怒曰：‘朕不为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的悲愤形象。尽管最终遭遇火烧连营的惨败，但此举将其重情重义（甚至可说是感情用事） 的性格推向了极致。
项羽看到此幕，竟生出几分共鸣：“为兄弟报仇，宁失江山！是条汉子！” 而汉高祖刘邦则摇头叹息：“痴儿！竟不知轻重缓急！岂不闻‘大行不顾细谨’乎？”
夷陵之败后，刘备退守白帝城，一病不起。托孤诸葛亮后，溘然长逝，终年六十三岁。其以“汉”为国号，谥号“昭烈”，“昭”以示其明，“烈”以彰其功业与刚烈。
其一生，从织席贩履到登基称帝，堪称一部极其励志的奋斗史诗。
这天幕对刘备生平与性格的详尽展示，在万朝时空引发了两极分化的激烈反响。历代帝王的看法颇为复杂。曹操冷笑：“假仁假义？真仁真义？惟其能终成鼎立之势，方是实在！”
孙权则叹：“能令关张诸葛如此死心塌地，岂徒以诈力可致？”
唐太宗李世民评价相对中肯：“刘备性情，确有刚烈仁义之处，然夷陵之败，亦可见其情感用事之弊。为君者，当以此为鉴，重情而不失理智。”
明太祖朱元璋则更看重其起点之低而成就之高：“从一介草民到开国称帝，此人意志之坚，百折不挠，咱佩服！”
文武百官与士人的讨论则更多集中于其“仁义”的真实性。诸葛亮必然坚信先主之仁发自内心。
魏征则认为：“纵有其政治计算在内，能终身践行仁义，造福一方百姓，亦堪称仁主。”
司马迁或许会将其与项羽的“妇人之仁”相比较，认为刘备之仁更具战略眼光。
而最有趣的莫过于后世一些读者，基于零碎史料和臆测，对刘备进行的各种“颠覆性”解读。当天幕播放到这些后世网络之上，有人仅凭只言片语便抨击刘备“假仁假义”、“哭出来的江山”、“伪君子真小人”时，万朝时空的许多古人，尤其是与刘备同时代或相近时代的人物虚影，竟纷纷显露出不屑甚至愤怒的神情。
曹操嗤笑：“后世竖子，只会摇唇鼓舌！彼辈若生于乱世，不知能活得几日！”
诸葛亮羽扇轻摇，叹息道：“亮随先主多年，岂不知其心？后世之人，未临其境，安可妄度君子之腹？”
甚至连司马懿也淡淡点评：“虚伪若能虚伪一世，则与真实何异？刘备之仁，能得关张诸葛死力，能令百姓归心，即便起初有伪，其效亦真矣。”
许多普通百姓更是无法接受对刘备“携民渡江”等行为的质疑，一位汉代老农激动道：“俺们种地的，谁对俺好，俺心里清楚！能带着老百姓逃难的皇帝，再坏能坏到哪里去？” 这番跨越时空的争论，恰恰证明了刘备其人的复杂性与魅力，历经千年而不衰。
最终，天幕在一片纷纷扰扰的议论与思考中缓缓落幕。它并未给出一个非黑即白的定论，而是将刘备其人的光辉、矛盾、深情与遗憾，原原本本地呈现给万朝观众。
刘备的一生，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交织的一生，是情义与霸业艰难平衡的一生。他的“仁”，或许有其策略性的一面，但其最终能凝聚人心、开创基业，并让关羽、张飞、诸葛亮等人杰誓死相随，绝非一句简单的“虚伪”可以概括。
正如天幕结语所言：“其人已逝，其功过任人评说。然其‘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之语，足以警示后人。至于仁义真假，或许正如其名‘备’——准备、具备之意，他一生都在准备着、实践着其心中的仁义理想，至于在现实中被诠释为何种模样，已非其所能完全掌控。” 这出由天幕播放的“昭烈帝本纪”，其带来的思考与回味，注定将在诸多时空久久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