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围的弟子们也全都沉默了，先前对子贡的钦佩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深的震撼和后怕。他们第一次如此清晰地认识到，原来“好人好事”，并非只要心善就行，还需要考量其行为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和规则效应。
就在杏坛之上，子贡面色惨白、冷汗涔涔，众弟子陷入深思，而孔子抚须摇头，对人性与规则之微妙关系感慨万千的同一时刻，那面洞察世情、专治各种“道德优越感”和“理想化简单思维”的万朝天幕，如同一位手握社会学模型和经济学原理的犀利评论员，唰地一下，光华大盛，将这场发生在春秋时期的“道德困境”大讨论，原原本本地直播给了诸天万界！
““叮咚！各位万朝的朋友们，你们的社会行为学观察员、规则效应分析师、兼古代‘杠精’（此处为褒义）发掘者——林皓，带着他的‘因果律’放大镜又来啦！”” 光幕中，林皓今天穿着一身仿古的士人服，但手里拿着的不是竹简，而是一块现代的白板，上面画着复杂的箭头和图表，旁边还写着“道德风险”、“激励相容”、“长期社会效益”等字样。他坐在一个布置得像古代学堂但又充满现代元素的背景前。““今天咱们不空谈仁义，不务虚名，就来深入剖析一桩发生在孔圣人身边的‘好心办坏事’经典案例！看看过高的道德标准，是如何在不经意间，摧毁普适的行善基础的！掌声欢迎我们的主角——纠结于‘报不报账’的孔门弟子，以及看穿一切的至圣先师！””
天幕之上，将杏坛辩论的全过程生动展现：子贡归来的意气风发，众弟子的盲目追捧，孔子的冷静观察与突然发难，以及那番抽丝剥茧、直指核心的犀利分析。尤其强调了子贡从得意到震惊，再到冷汗直流的心理变化过程，以及周围弟子们从钦佩到沉默再到震撼的表情转换。
这反转再反转，充满思辨色彩的场面，让万朝各个时空的观众，先是愕然，随即陷入了巨大的讨论热潮，其激烈程度远超以往！
秦朝，咸阳宫。秦始皇嬴政对儒家学说向来不太感冒，但看到孔子这番基于现实利害的分析，倒是让他有些刮目相看。他对李斯道：“这孔丘，倒非全然迂腐。此言颇合法术之精神！立规当以便民利国为本，岂能因一人之虚誉而废公器？若依秦律，赎人报账乃定例，不报者，或可嘉奖，然绝不可使其成为常例，否则法将不法！这弟子，该罚！” 他觉得孔子这事办得挺明白。
汉朝，未央宫。汉武帝刘彻正独尊儒术，看到天幕上儒家祖师爷竟然如此“现实主义”，心情有些复杂。他一方面觉得孔子说得对，另一方面又觉得这似乎与“人性本善”、“舍生取义”的主流宣传有点出入。他对董仲舒（假设在场）道：“仲舒，夫子此言，乃权变之道也。然则，教化百姓，是否仍当以倡崇高义为先？” 董仲舒恐怕得好好琢磨怎么圆这个问题了。
唐朝，贞观年间。李世民与魏征、房玄龄等大臣看得津津有味。魏征抚掌道：“妙哉！夫子此言，真乃治国安邦之至理！立法施政，必虑及常情，导人向善，亦需予人便利。若行善反而受损，或招致非议，则善道必衰！陛下，我朝各项恤民、励农之策，亦当以此为鉴，务使百姓行之有益，而非徒增负担！” 李世民深以为然，连连点头。
宋朝，汴京街头。理学尚未成为绝对主流，市井文化活跃。百姓们看到天幕，反应直接：
“哎呀！孔圣人说得太对了！那弟子就是傻！”
“可不是嘛！他是有钱，不在乎。我们小门小户的，要是救了人还得自己贴钱，谁干啊？”
“就是！以后看见就当没看见，省得麻烦！”
“怪不得圣人能成圣人，看问题就是透！”
一些儒生则感到三观受到了冲击，原来圣人并不鼓励无条件的高标准道德牺牲？这和他们平时学的好像不太一样？
明朝，洪武年间。朱元璋最重实务，对这套“道德绑架”潜在危害的分析非常赞同，他对朱标道：“标儿！看见没？这就是为啥咱定《大明律》要清清楚楚！该赏的赏，该罚的罚！不能让老实人吃亏，也不能让沽名钓誉的人占了便宜还卖乖！那弟子要是生在咱大明，咱非得打他几板子，让他知道瞎逞能的后果！”
清朝，乾隆时期。乾隆皇帝看着天幕，摇着扇子对和珅道：“这孔子，不愧是圣人。深谙人心趋避之理。立法之道，在于中庸，过犹不及。鼓励行善，亦需顾及常情。和珅啊，你看我朝各项赈济、奖励章程，是否也有此类虑事不周之处？” 和珅连忙躬身：“皇上圣明，奴才定当细细核查，务使恩泽普施，不至因细则不当而阻了善行。”
““看看！什么叫降维打击？这就是！”” 天幕上，林皓用笔在白板上重重地画了个圈，把“子贡行为”圈起来，打了个大叉，““子贡同学用他天真烂漫的‘道德感’，差点亲手扼杀了鲁国的海外救援事业！而孔圣人，凭借其对人性幽微和制度效应的深刻理解，一巴掌拍醒了这个‘坑队友’的优等生！他用事实告诉我们：有时候，追求极致的‘高尚’，反而会成为普及‘善良’的最大敌人！建立一套可持续的、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规则，远比依赖少数人的道德自觉更重要！””
光幕上还出现了各种后世因“道德标准过高”反而导致无人行善的案例模拟动画，比如“拾金不昧若需自己贴钱找失主则无人拾取”、“见义勇为若需承担全部医疗费则无人出手”等等，强化了孔子的观点。
万朝天幕下，更多的人陷入了深思。尤其是那些制定政策的管理者和推崇道德的学者，开始重新审视“义”与“利”、“高标准”与“普适性”之间的关系。
““所以，朋友们，”” 林皓放下笔，做了个总结，““这个故事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第一，做好事也需要智慧，要考虑社会影响；第二，别轻易用你自己的高标准去要求所有人，那可能会吓跑潜在的同行者；第三，一个好的制度，应该让好人得好报，让行善不难。这才是真正的‘仁政’基础！好了，本期‘孔门经济学’讲座到此结束，让我们感谢子贡同学提供的反面教材，也感谢孔圣人的清醒洞察！下期想看什么？意念传送，拜拜！””
光华在万朝时空更加激烈和深入的讨论声中，渐渐消散。
而在春秋鲁国的时空里，杏坛之上，子贡早已羞愧得无地自容，对着孔子深深叩拜：“弟子愚钝，险些酿成大错！谢夫子教诲！” 其他弟子也纷纷躬身，对夫子的智慧佩服得五体投地。孔子看着他们，缓缓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然则，这‘义’之推行，亦需‘利’之引导，方能长久。尔等日后行事，当知权衡，切莫因小善而损大义。” 一场关于道德与规则的思辨，在这古老的杏坛落下帷幕，但其引发的思考，却如同投入水面的石子，激起的涟漪将穿越时空，回荡在无数后来者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