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微微蹙眉，低声对身旁的同僚道：“此北齐使臣，固然机辩，然于国家大事何益？两国交往，当示之以威，结之以利，明之以法。徒以诗句互相讥讽，如同市井小儿斗嘴，徒损国体，易生嫌隙。那南陈君臣，亦非明理，宴饮之间，先启衅端，器量狭小。”
有郎官嗤笑：“什么‘榆钱饱汉’、‘分炊煮鱼’，尽是些口腹细事、家常琐碎，也值得拿到邦交宴席上说道？那卢思道反唇相讥，也不过五十步笑百步。若在我大秦，使臣当陈说耕战之利，法令之明，使敌国知我虚实，心生敬畏，岂效此等文人轻薄之态？”
嬴政高踞阶上，面色平静，目光深邃。他看完了全部内容，并未立刻表态。在他看来，这些言语机锋，确属“小道”，无补于富国强兵、兼并天下。然而，其中透露出的南北习俗差异、地域心态，以及使臣在应对挑衅时维护己方尊严的敏捷，又让他觉得并非全无价值。至少，这卢思道不是个怯懦无能的庸才。
“李斯，”嬴政终于开口，“天幕所示，虽为文人戏言，然亦可见南北隔阂之深，习俗相异，彼此轻鄙。我大秦东出，将来一统天下，此类南北之分、华夷之见，需以法令、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彻底消弭。使四海之内，皆行秦法，皆遵秦制，则无复有‘榆钱’、‘分炊’之争，亦无‘黑狗’、‘大猪’之戏。至于使臣机辩……偶一为之，或可折敌锐气，然终非正道。邦交之要，在于实力。”
“陛下圣明！”群臣齐声附和。秦人务实甚至功利的态度，使得他们对天幕展现的文人雅趣与地域文化碰撞，评价不高，更看重其背后反映的统一难题与实力原则。
**汉，未央宫前。**
汉武帝刘彻的反应则生动得多。他本人雅好辞赋，身边聚拢了司马相如、东方朔等擅于文辞、机智诙谐的人物，因此对卢思道的表现颇为欣赏。
“妙！妙啊！”刘彻抚掌笑道，“这个卢思道，颇有几分东方曼倩的风采！南人先以‘榆驴’相讥，他便以‘分炊煮鱼’回敬，直指其弊，可谓针锋相对，不失国体。后面与同僚那些玩笑，也颇有趣味，非呆板腐儒可比。”
东方朔在一旁捻须微笑：“陛下过誉。臣观此卢思道，急智有余，然言辞有时失之轻佻，如‘畜生’之喻、‘黄袱插脑门’之谑，虽在友朋间无妨，若于严肃场合，恐有失庄重。不过，其维护北人颜面，反击得当，确是可取。”
卫青从军事外交角度评论：“两国交往，宴饮之间，言语交锋亦是战场。南陈先发难，意图折辱北使，卢思道能即刻反击，且切中要害，令对方羞愧，此亦是一种‘不战而屈人之兵’，至少未堕国家威风。只是，这类机锋宜适可而止，过度纠缠于琐细习俗之讥，反而显得格局不大。”
汲黯却大摇其头：“陛下！此等言行，实非君子之道！两国使者相见，当谈礼义，论大道，岂能如俳优倡伎般，以嘲弄对方风俗为能事？‘共甑分炊’之说，纵或有其事，亦当隐恶扬善，岂可公然揭短？至于同僚之间，以‘猪狗’互称，更是有辱斯文，不成体统！孔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似此等巧言令色、互相轻薄之风，断不可长！”
刘彻不以为忤，笑道：“汲黯啊汲黯，你就是太严肃。外交场合，应对挑衅，岂能一味忍让？卢思道之法，虽非堂堂正正之师，亦是应变之策。至于朋友玩笑，只要无伤大雅，何必苛责？不过，你所言‘谈礼义，论大道’，确是正理。寻常交际可稍活泼，重大邦交还需持重。传旨，将此事载于杂史，可资谈助，然不许国子监生员效此轻薄口舌之争。”
**唐，长安城，宫廷与市井。**
唐代社会风气开放，文化自信，文人交往活跃，诗酒唱和、戏谑调侃是常态。因此，天幕内容在唐人看来，不仅不觉惊世骇俗，反而倍感亲切，甚至觉得有些“不够劲”。
“哈哈，这卢思道有点意思！反应够快！”酒肆中，一个文士打扮的人笑着对同伴说，“南人想给下马威，结果被反将一军。‘共甑分炊米，同铛各煮鱼’，这句子朴实，却刁钻，难怪南人愧怍。”
同伴点头：“正是。我大唐如今，南北融合，虽也有习俗之别，但绝不会在宴席上如此公然讥讽对方根本之俗。不过，文人之间互相调侃姓氏、续诗戏谑，倒是常有之事。听说贺知章、张旭他们聚饮，玩笑起来比这还热闹呢！”
皇宫中，李世民与近臣观看，也觉有趣。房玄龄笑道：“此亦可见南北朝时，南北隔阂之深，已成下意识之偏见。南人鄙北为粗陋，北人讥南为吝啬。卢思道能当场挫其锋芒，维护体面，已属不易。只是这些玩笑，终究是末节。”
魏征却从另一个角度说道：“陛下，玩笑归玩笑，然其中透露的南北地域之见，却不可不察。我大唐一统，兼收南北，方有今日之盛。为政者当致力于消除此类基于地域的互相轻鄙，促进文化融合，方是长治久安之道。至于文人雅谑，只要不涉朝政，不伤大体，无妨听之任之，亦是太平景象。”
李世民颔首：“玄成所言甚是。南北皆朕子民，何分彼此？此类历史轶事，可作谈资，亦可为镜鉴，提醒我等时刻不忘促进华夷一体、南北同风。传于乐坊，或可将此类趣事编为轻松戏乐，但主旨当在展现智慧与融合，而非宣扬对立。”
**宋，汴梁，宫廷与书院。**
宋代文治鼎盛，士大夫阶层地位崇高，对言行仪轨、道德文章要求更为严谨。天幕所展示的卢思道言行，在不少宋儒看来，颇有可议之处。
某处书院，讲席上的夫子严肃地对弟子们说：“尔等观此天幕，当知其非。卢思道身为使臣，于他国宴席之上，与对方臣子以诗句互相讥讽，虽似机敏，实失敦厚之道，有伤国体之重。圣人教人，‘言忠信，行笃敬’，即便对方先有不逊，亦当以理服之，以德化之，岂可以牙还牙，逞口舌之快？至于与同僚以‘畜生’、‘猪狗’相戏，更是言语粗鄙，有辱斯文，非君子所当为。苏子瞻（苏轼）虽亦诙谐，然其玩笑多有雅趣，不堕格调。尔等切莫学此南北朝轻浮之风！”
弟子们纷纷称是。宋代士人重视修身与风度，认为卢思道有些反应过于直接甚至粗野，不够含蓄蕴藉。
然而，在更为活泼的市民文化圈和部分豪放派文人中，反应则不同。勾栏瓦舍的说书先生，已经开始将“卢思道舌战南陈”编成段子，夸大其辞，突出其机智与幽默，引得观众阵阵喝彩。一些不拘小节的文人，则欣赏卢思道的真性情与急智。
“这卢思道，真乃妙人！”一位正在与朋友饮酒的官员笑道，“南人先撩者贱，怪不得卢公反击。‘同铛各煮鱼’，可谓神来之笔，直刺南人某些小家子气习俗。后面那些玩笑，虽俚俗，却也见其性情不羁，非虚伪道学先生可比。”
朋友提醒：“小心些，被御史听见，参你个‘言行失检’。”
“怕什么？此乃前朝故事，我等笑谈而已。不过，确实需有分寸。如今我朝与辽、夏使节往来，言辞需万分谨慎，断不可如此随意。”
**明，南京/北京，宫廷与士林。**
朱元璋出身寒微，但对礼仪规矩极为看重，尤其厌恶官员轻浮、嬉戏、言辞无状。天幕内容，在他看来，简直是官员不务正业、相互轻薄的反面典型。
“哼！这就是前朝的官儿？”朱元璋对朱标和群臣冷声道，“一个使臣，不想着如何打探敌国虚实，为国家谋利，倒有闲心在酒席上跟人斗嘴皮子？斗的还是些吃榆钱、分锅饭的鸡毛蒜皮！那些同僚之间，更是荒唐！什么‘畜生’不及，什么‘黄袱插脑门’，什么‘猪狗后代’，这哪像是朝廷命官？分明是一群市井无赖聚在一起嚼舌根！”
他越说越气：“咱大明，绝不许有这种风气！官员交往，当以公事为重，言谈举止，须合礼法。谁敢学这卢思道，在职之时与人嬉笑怒骂、互相嘲弄，咱就夺了他的官袍，让他去市井里说个够！翰林院、国子监，更要以身作则，文章要正经，说话要庄重！把这段故事，给咱记到《臣戒录》里，标题就叫‘戒轻浮戏谑’，让所有官员都看看，前朝官员不正经是什么样子！”
朱标及群臣唯唯称是。明朝前期，在朱元璋的强力整顿下，官场风气确实趋于严肃刻板，此类文人间的放达戏谑受到极大抑制。不过，随着时间推移，中后期士风有所变化，类似天幕中的文人趣谈轶事，在私下场合或某些文人群体中，也并非完全绝迹，但公开场合与奏对之间，是决不允许的。
**清，北京，满汉臣工之间。**
清朝统治者以异族入主中原，对文化融合、消除南北（乃至满汉）偏见尤为敏感。天幕内容，在他们看来，既有趣味，也有警示。
某位满洲大学士看完后，对汉人同僚笑道：“这南北互相讥嘲，倒让我想起早年间，咱们满洲初入关，与汉人彼此也有些看不惯的地方。汉人笑我们茹毛饮血，我们嫌汉人繁文缛节。如今看来，都是习俗不同，相处久了，互相学习，也就好了。”
汉臣含笑应道：“中堂大人所言极是。天幕所示，正是未经融合时的常态。卢思道能言善辩，维护北人，其心可嘉，然其言辞，有时确也略显尖刻。如今圣朝一统，满汉一家，皇上屡次下旨强调‘满汉一体’，我等臣工，更当以身作则，摒弃地域门户之见。”
乾隆皇帝（假设其在位时观看）或许会点评：“卢思道小有才辩，然格局不高。南北之分，华夷之辨，朕早以‘十全武功’、‘文化盛治’昭示天下，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何须再效此等口舌之争？不过，其故事可入《四库》杂家类，以备谈资，亦可见古人交际之一态。”
纪昀等编纂《四库全书》的学者，可能会将《谈薮》这类笔记小说收录，并加以按语，既肯定其史料价值（反映南北朝社会风气），也批评其中部分言行不合后世醇儒之标准。
天幕已隐，但卢思道与南陈官员的联句交锋，以及与同僚的种种戏谑之言，却在万朝时空中留下了多样的回响。各朝代依据自身的文化气质、道德标准和政治需要，对这段历史趣闻做出了截然不同的解读与评价。从中，人们看到的不仅是某个人的机智或轻浮，更是不同时代对文人行为规范、外交礼仪、地域观念以及“雅”与“俗”、“庄”与“谐”界限的理解与界定。这段来自南北朝的小插曲，如同棱镜，折射出万朝各异的文化光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