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阳光，浓烈得像化不开的蜜，泼洒在沈家庄的角角落落。午后的村庄，沉浸在一种近乎凝滞的、只有盛夏才有的寂静里。狗儿趴在树荫下吐着舌头，蝉鸣在密不透风的杨树叶间嘶叫，连风都带着灼人的温度。然而，在这表面慵懒的寂静之下，涌动着比天气更滚烫的生机与希望。
风波过后，沈家小院像是被雨水彻底洗刷过的庄稼，不仅没有萎蔫，反而透出一股更加坚韧、勃发的绿意。
沈建军的变化最为明显。那场突如其来的停职审查，像一盆冰水，浇灭了他因成功而滋生的些许浮躁，却淬炼出更为沉实的质地。调查结果在几天后公布了——副业组账目清晰，领料记录完整，所谓“利用集体资源谋私”查无实据；关于“排挤老同志”和“意图单干”的指控，也因缺乏证据且与沈建军本人的陈述、其他多数组员的证词不符，不予采信。公社李干事在副业组全体会议上宣布恢复沈建军的工作，并特意强调要“保护社员投身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对勇于创新、促进集体副业发展的行为给予肯定”。
当众宣读结论时，刘老栓脸色灰败，缩在角落里不敢抬头。孙茂才重重拍了拍沈建军的肩膀，一切尽在不言中。沈建军没有得意，也没有再去追究刘老栓什么。他只是沉默地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拿起熟悉的荆条，手指翻飞，比以往更加专注、用力。
但他不再是以前那个只知埋头苦干、意气用事的沈建军了。他开始真正思考孙茂才师傅以前念叨的“管理”二字。他主动找孙茂才和组里几位口碑好的老组员商量，借鉴其他大队副业组的经验，结合沈家庄的实际情况，草拟了一份《副业组生产管理与收益分配试行办法》。
办法的核心很简单：第一，建立公开透明的物料领用和成品入库台账，每日登记，每旬核对，每月向全体组员公布。第二，在保证完成集体任务和基础工分的前提下，对承接的外部订单或创新产品，实行“基础工分+超额奖励”的办法，奖励额度与完成产品的数量、质量直接挂钩，奖励方案需经组务会讨论、多数组员同意。第三，设立“技术改进建议奖”，鼓励组员琢磨新花样、改进工艺，被采纳并产生效益的，给予适当奖励。
他把这份用铅笔工工整整写在作业本纸上的“办法”，先拿给孙茂才看，又利用休息时间，耐心地念给每一位组员听，特别是像刘老栓这样有抵触情绪的，他不再争吵，而是平心静气地解释：“老栓叔，以前是我想得简单，有些事没沟通好。您看这个办法，基础工分大家都一样，多劳才能多得，手艺好、肯出力的，奖励就多，公平公开。技术改进奖也是，谁有能耐谁拿，不看出身不看资历。咱们的目标是把组里的东西做得更好，卖得更多，大家分的钱都能多起来。您经验多，也帮着看看，哪里不合适？”
刘老栓起初还别着脸，但听着沈建军诚恳的话语，看着那白纸黑字、条理分明的办法，尤其是听到“手艺好、肯出力的奖励就多”、“不看出身不看资历”时，脸上的僵硬慢慢松动了几分。他嘟囔了一句：“账目真能每月都贴出来让大家看？”
“能！我保证！”沈建军斩钉截铁。
“……那，那我再琢磨琢磨。”刘老栓终究没再反对。
办法在组务会上获得通过。虽然还有些细节需要磨合，但一种新的、更加清晰和激励人心的秩序，开始在副业组内建立起来。沈建军依然负责新品开发和关键订单，但他学会了更多地听取意见，分配任务时也尽量考虑各人特长。组里的气氛虽然还谈不上亲密无间，但那种因猜忌和怠惰而产生的滞涩感，明显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目标明确的忙碌。
更让沈建军心头火热的是，周支书悄悄找他谈了一次话。周支书抽着烟，眯着眼说：“建军啊，这次的事，你也算因祸得福，长了见识。政策是越来越明朗了，中央鼓励发展多种经营。你们家搞的那个编织，我看确实有门道。光靠在副业组里，有些想法可能施展不开。大队研究了一下，可以考虑支持个别有技术、有条件的社员家庭，以‘挂靠’大队工副业的名义，尝试搞一搞家庭手工业作坊，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但每年向大队上交一定的管理费，也算给集体增收。你觉得，你们家能干不？”
沈建军的心怦怦直跳，强压住激动：“支书，您是说……我们家可以自己办个小作坊？”
“不是单干，是挂靠。”周支书强调，“还是在集体的大框架下，接受大队监督。原料来源、产品销售要合法，不能影响副业组的正常生产。你先别声张，回去跟家里好好商量商量，特别是跟你那妹子知秋琢磨琢磨，拿个像样的章程出来。要是可行，大队给你们出个证明，你们再去公社跑跑手续。”
这意味着政策的口子又松动了一些！家庭作坊，哪怕只是“挂靠”，也意味着更大的自主性，更直接的利益关联，更能放开手脚去干！沈建军一路小跑回家，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告诉了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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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知秋听完，眼中亮光一闪。这正是她等待的契机！“二哥，这是大好事！咱们得好好规划。章程我来起草，重点要写清楚：挂靠性质，接受大队领导；生产经营范围；原料采购途径（不能与副业组冲突）；产品质量标准；收入分配原则（包括上交大队的部分、家庭内部分配、再生产投入）；还有财务账目管理。务必做到合法、合规、透明，让人挑不出毛病。”
沈建国这次没有犹豫，用力点头：“干！秋丫头把关，建军操持，咱们就干出个样子来！”
李秀兰和王桂芬也满脸喜色，感觉眼前的路又宽了一大截。
与此同时，沈知秋将更多精力投向了“市场”。每逢柳镇集市，只要不是农忙或推广小组有紧要事，她都会跟着父兄一起去。她的角色，从一个简单的售卖者，逐渐变成了观察者、分析者和策划者。
她让沈卫国用木板做了个小招牌，用烧黑的木炭写上还算工整的“沈家庄竹木编”几个字，立在摊位旁。虽然简陋，但在众多“无名”摊位中，已然显出一份认真和不同。她细心观察来往顾客：什么样的人会对带盖提篮多看两眼？是赶集买完东西需要个容器装着的家庭主妇，还是那些看上去像干部、可能需要个文件筐的人？儿童椅除了带娃娃的媳妇，会不会有镇上托儿所、幼儿园的人感兴趣？她甚至尝试着跟几个看起来像小贩的人搭话，问他们从哪里进货，什么东西好卖。
对于自家产的花生、绿豆，她不再满足于简单地摆出来。她用小碗装了点样品放在显眼处，旁边立个小纸板，写上“粒大饱满，干爽足秤”。卖鸡蛋时，她会特意说明是粮食拌野菜喂的“土鸡蛋”。至于兔毛，她严格按照县土产公司王干事给的标准进行分拣、清理、打包，不再零卖，而是积累到一定数量后，由沈建军抽空直接送去县里，价格稳定，信誉也好。
几次集市下来，“沈家庄”的几样东西渐渐有了点小名气。尤其是沈建军的编织品，因为样式实用、做工扎实，回头客开始出现。甚至有一个在镇上中学食堂工作的采购员，看中了他们的菜篮和淘米筐，试探着问能不能定期供应一些。沈知秋没有急着答应，而是详细询问了需求量、规格要求和价格预期，说回去商量后答复。
她把集市上收集到的信息、遇到的机会、观察到的需求变化，都仔细记录在那个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晚上，煤油灯下，她会和沈建军一起分析：“二哥，镇上食堂要的篮子，规格统一，需求量可能不小，但利润估计薄。不过这是个稳定渠道，能走量，也能锻炼咱们标准化生产的能力。我觉得可以接下来，但价格要算仔细，不能亏本。”
沈建军如今对妹妹的分析心悦诚服：“嗯，薄利多销，还能练手。我听你的。”
家里那三分地的西瓜，在沈建国和沈卫国的精心侍弄下，藤蔓铺开，一个个墨绿色、带着清晰花纹的西瓜蛋子藏在叶间，一天天鼓胀起来。沈知秋去看过几次，估算着成熟时间和产量，开始盘算怎么卖——是拉到集市零售，还是想办法联系镇上单位食堂、供销社批量处理？长毛兔又剪了一次毛，雪白的一小堆，预示着又一笔稳定的收入。
沈家人忙碌而充实，每一步都走得越来越稳，越来越有信心。
相比之下，赵志刚这段时间却显得异常沉寂。他没有再来沈家，甚至在公社遇到沈知秋，也只是客气而疏远地点点头，不再提什么学习小组或发言稿的事。沈知秋从周支书那里隐约听说，赵志刚似乎在活动调回县里，他那位在县委当副主任的表舅，可能给他安排了新的去处。关于沈家“投机倒把”的举报风波，周支书私下透露，背后隐约有赵志刚那位表舅打过“招呼”的影子，只是郑明轩同志的及时出现和鲜明态度，让对方没能得逞。
“秋丫头，有些人啊，见不得别人好，尤其见不得原来不如自己的人好。”周支书抽着烟，语重心长，“赵志刚这一走，未必是坏事。但他那个表舅……唉，总之，你们以后更要小心，做事滴水不漏，发展好了，就是最好的回应。”
沈知秋了然。赵志刚的暂时退却，并非良心发现，而是权衡利弊后的选择。他意识到沈家并非可以随意拿捏的软柿子，沈知秋更不是他能轻易掌控的“典型”，继续纠缠下去，对他自己的前途未必有利。但他的家族势力仍在，那份嫉恨与轻视，恐怕也未曾消失。未来的路上，类似的暗箭恐怕不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