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一月九日，腊月初一。
清晨的霜很重，沈家沟的土路冻得硬邦邦的，踩上去咔咔作响。沈家人沉默地走在通往大伯沈建业家的路上，每个人的脚步都沉甸甸的。
沈建国走在最前面，这个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的老实人，腰杆挺得比往常直了些，但攥着旱烟袋的手还在微微发抖。李秀兰跟在丈夫身后，手里拎着一个小布包——里面是六个鸡蛋，是沈知秋坚持让带上的“礼”。
“既然是去吃饭，总要带点东西。”昨晚沈知秋这样说时，眼睛里有种李秀兰看不懂的光，“礼数要周到，道理才站得住。”
沈卫国、沈建军一左一右跟着父母。沈卫国眉头紧锁，这个憨厚的汉子显然不擅长这种场面。沈建军则不同，他眼里闪着光，昨晚沈知秋跟他交代的那些“打听来的消息”，此刻正在他脑子里飞快地转着。
沈知秋走在最后，步伐平稳。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棉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只有她自己知道，胸腔里那颗心，正以某种冷静而坚定的节奏跳动着。
前世的这一天，她在做什么？哦，对了，她在赵志刚家，讨好那个未来会成为她婆婆的刻薄女人，为了一点“推荐工农兵大学”的渺茫希望，低声下气地给人倒洗脚水。
而她的家人，正在家里啃着掺了糠的窝窝头，算计着怎么把开春的种子钱省出来。
两世的画面在脑中重叠，沈知秋深吸一口气，冰凉的空气刺进肺里，让她更加清醒。
大伯家到了。
三间崭新的青砖瓦房，在这片土坯房为主的村子里格外扎眼。院墙是用碎砖砌的，刷了白灰，墙上还用红漆写着“农业学大寨”的标语——字迹已经有些斑驳了。
院门虚掩着，里面传来收音机的声音，咿咿呀呀唱着样板戏。在这个绝大多数人家连电灯都没有的村子里，能有收音机，本身就是身份的象征。
沈建国在门口顿了顿，伸手推门。
“哎哟！建国来啦！”大伯娘王翠花的声音比人先到。她系着围裙从灶房出来，手上还沾着面粉，脸上堆着笑，眼睛却像探照灯一样在沈家人身上扫了一圈，“快进来快进来！这大冷天的——哟，秀兰还带东西了？都是自家人，客气啥！”
她的目光在那小布包上停了停，估摸着里面的东西，笑容更盛了些。
沈建业从堂屋出来，披着件半新的军大衣——不知从哪弄来的，袖口已经磨得发亮。他比沈建国大五岁，却显得年轻不少，脸上没什么皱纹，一双眼睛眯着，总像是在笑。
“建国来了。”他点点头，语气不冷不热，“听说几个孩子都考得不错？坐吧。”
堂屋里已经摆好了桌子，四条长凳。桌上放着几个粗瓷碗，一壶热水，还有一小碟炒南瓜子——南瓜子是自家产的，但在这个季节还能拿出来待客，也算体面。
沈家人依次坐下。铁蛋和小花被留在了家里，由王桂芬照看着——沈知秋坚持的。“有些场面，孩子不该看。”
寒暄了几句收成、天气之后，气氛开始变得微妙。
王翠花端上来一盆玉米面糊糊，一簸箕杂面窝窝头，还有一小碗咸菜。这顿饭比沈家日常吃的要好，但明显不是“待客”的标准——至少，不是待“有喜事”的亲戚的标准。
沈建军盯着那盆糊糊，忽然笑了：“大伯娘，听说您家上个月杀了年猪？咋没见肉呢？”
王翠花脸色一僵，随即笑道：“你这孩子！那猪才多大点？卖了换钱准备给你国富哥说媳妇呢！咱自家人，吃点清淡的好，养生！”
沈国富，大伯家的独子，今年二十二岁，在公社的农机站当临时工。此刻他正翘着二郎腿坐在靠墙的椅子上，手里把玩着一个打火机——金属的，上面还有颗红色五角星，一看就是稀罕物。
“建军说得对。”沈国富吊儿郎当地开口，“爹，娘，二叔家可是出了四个大学生——虽然还不知道考没考上呢，但这顿饭也太寒酸了。要不，我去割点肉？”
他故意把“考没考上”说得很重，眼睛瞟向沈知秋。
沈知秋端起碗，慢慢喝了一口糊糊，然后放下碗，看向沈建业：“大伯，今天我们来，一是感谢这些年您对我们家的照顾，二是有些事，想跟您商量。”
她的声音很平静，却让屋子里瞬间安静下来。
沈建业眯着的眼睛睁开了一条缝：“啥事？说吧。自家人，能帮的肯定帮。”
“是关于河滩那块地。”沈知秋开门见山。
王翠花手里的筷子“啪”一声掉在桌上。
沈建业的脸色沉了下来：“河滩地？啥河滩地？”
“一九六二年分的，靠河滩那一亩二分自留地。”沈知秋一字一句，清晰无比，“按照政策，那地该是我们家的。这些年来，是大伯您‘帮着’种，我们很感激。但现在我们家几个孩子都要上学，开销大，我们想把地收回来，自己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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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
长达十几秒的沉默，只有灶膛里柴火噼啪的响声。
沈建业忽然笑了，是那种皮笑肉不笑：“知秋啊，你这话说的。那地啥时候成你家的了？那是生产队的集体土地，当年是临时分给你们家种，后来不是收归集体了吗？”
“收归集体？”沈知秋也笑了，笑容很淡，“大伯，我昨天去大队档案室查了。一九六二年的分地记录还在，白纸黑字写着‘沈建国户，河滩地一亩二分，长期使用’。后面没有任何收回、变更的记录。”
沈建业的笑容僵在脸上。
“你……你去查档案？”王翠花尖声叫道，“你一个小丫头片子，凭啥查档案？谁让你查的？”
“恢复高考是国家政策，查询自家土地情况也是社员权利。”沈知秋不急不缓，“档案室的李会计很负责，帮我找到了。他还说，这些年大队的土地台账上，那块地一直登记在我们家名下。”
沈建业的脸色彻底变了。他猛地站起来，军大衣从肩上滑落：“沈知秋！你什么意思？你是说你大伯我占了你们家的地？我告诉你，那地是我们家辛辛苦苦开荒开出来的！当年那就是一片河滩，长满芦苇，是我们家一锹一镐开出来的良田！”
“是吗？”沈建军突然开口，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本子——昨晚沈知秋给他的，“可是我打听过了，一九六二年分地的时候，那片河滩就已经是熟地了。之前是地主王老财家的菜园子，土质肥得很。分地那年，生产队还特意从那儿拉土去垫别处的薄地呢。”
沈建军翻开本子，念道：“我问了村里的老人，王富贵爷爷说，当年分地抓阄，我爹抓到了最好的河滩地，他还羡慕了好久。赵老栓叔说，一九六五年以前，那块地确实是我爹在种，种过一季小麦，亩产三百八十斤，是全村最高的。”
每念一句，沈建业的脸色就黑一分。
王翠花开始拍大腿了：“哎呀我的老天爷啊！这是要逼死我们啊！我们辛辛苦苦帮你们家种地，种了这么多年，没功劳也有苦劳啊！现在倒好，倒打一耙，说我们占了你们的地！沈建国，你还是不是人？你大哥对你多好你不知道吗？当年你生病，是谁借给你钱看病的？”
李秀兰的脸色白了。沈建国嘴唇颤抖，想说什么，却被沈知秋按住了手。
“大伯娘，一码归一码。”沈知秋的声音依然平静，“大伯对我爹的好，我们记着。但地是地，情是情。这些年，你们家种着我们的地，收成全归了自家，这总是事实吧？”
“你放屁！”沈国富跳了起来，指着沈知秋的鼻子，“你说我们收了粮，证据呢？有本事你拿出证据来！”
沈知秋抬起眼看他，目光冷得像冰：“堂哥，你们家一九七三年盖这三间瓦房，砖是从哪来的？一九七五年你爹买的那辆自行车，钱是从哪来的？一九七六年你娘手腕上戴起来的银镯子，又是从哪来的？”
她顿了顿，一个个问题像刀子一样甩出去：“你们家四个劳力，在生产队挣工分，年底分红最多的一次是一百二十元——那是一九七四年丰收年。按照这个收入，要攒够盖房的钱，得多少年？更别说自行车、银镯子、收音机了。”
王翠花的脸涨成了猪肝色：“我们……我们省吃俭用！我们……”
“省吃俭用到顿顿能吃白面？”沈建军接话，“我昨天去公社粮站问了，你们家去年秋天，一次就卖了八百斤小麦——粮站的老刘还记得，说你们家的麦子粒大饱满，是河滩地才能种出来的好麦子。”
这话像最后一记重锤。
沈建业猛地抓起桌上的碗，狠狠摔在地上！
粗瓷碗碎裂的声音刺耳。
“滚！都给我滚！”他暴怒地吼着，额头上青筋暴起，“沈建国，我告诉你，那块地就是我们家的！天王老子来了也是我们家的！你们想收回去？做梦！还想算账？我呸！这些年我帮你们家多少忙？你媳妇生铁蛋难产，是谁连夜跑去公社请的医生？你娘去世的时候，是谁出钱买的棺材板？这些情分，你拿什么还？”
沈建国浑身发抖，眼泪在眼眶里打转。那些事都是真的，每一件他都记着。
李秀兰也哭了，她拉着丈夫的袖子：“建国，咱……咱走吧……”
沈知秋缓缓站起身。
她没有看暴怒的沈建业，也没有看撒泼的王翠花，而是走到堂屋正中央，抬头看着墙上贴的毛主席像，还有旁边那幅“勤俭持家”的字画。
然后她转过身，目光扫过屋里的每一个人。
“大伯，您说的那些恩情，我们都认。”她的声音不高，却压过了所有的嘈杂，“所以我昨天算账的时候，已经扣除了。按照最厚道的算法，工钱算三成，人情再算三成。剩下的，是你们家该还的。”
她从怀里掏出那张昨晚算账的纸，展开，放在桌上。
纸上密密麻麻的数字，最后一行清清楚楚：
**应收款项：七百六十四元四角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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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建业一把抓过纸，看了一眼，然后撕得粉碎！
碎纸片像雪一样飘落。
“七百块？哈哈哈哈！”他笑得狰狞，“沈知秋，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考了个第一就了不起了？我告诉你，在沈家沟，还是我说了算！这钱，我一分都不会给！那块地，一寸都不会还！有本事，你去告我啊！去公社告，去县里告！看看谁理你！”
沈国富也凑上来，恶狠狠地说：“沈知秋，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你不就是想要钱去上大学吗？我告诉你，你上不了！政审还在我爹手里攥着呢！信不信我爹一句话，让你们全家都过不了政审？”
这话像一盆冰水，浇在了沈家人头上。
沈建国猛地抬头，眼里满是惊恐。
政审……对了，政审！
沈知秋的手在袖子里握紧了。她早料到对方会用这一招，但亲耳听到，还是感到一阵寒意。
但她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堂哥这话说笑了。”沈知秋甚至笑了笑，“政审是大公无私的事情，怎么能用来威胁人呢？再说了，我们家的政审材料已经交上去了，县教育局郑局长亲自过问，地区招生办也关注着。我相信组织会公平公正的。”
她特意提到了郑局长和地区招生办。
沈建业的瞳孔缩了缩。
“你在吓唬我？”他冷笑着，但语气已经没那么肯定了。
“我只是在陈述事实。”沈知秋弯腰，一片一片捡起地上的碎纸，“这张纸我抄了五份。一份在我这儿，一份在县教育局郑局长那儿，一份在地区招生办，一份在省报社——我投稿的时候顺便寄了复印件，还有一份……”
她直起身，看着沈建业的眼睛：“我昨天挂号信寄给了省农业厅政策研究室。我写信请教，一九六二年分的自留地，现在到底还算不算数。以及，如果有人长期侵占他人自留地收益，该怎么处理。”
屋子里死一般的寂静。
连王翠花都忘了哭嚎。
沈建业死死盯着沈知秋，像是第一次认识这个侄女。这个十八岁的姑娘，站在满地碎纸片中，脊梁挺得笔直，眼神冷静得可怕。
她不是在虚张声势。沈建业能感觉到，她是真的做了所有这些事。
“你……”他的声音有些发干，“你到底想怎么样？”
“很简单。”沈知秋说，“两个选择。第一，按照我算的账，把七百六十四元四角还给我们。地我们可以暂时继续租给你们种，每年收三成租子。第二，如果不还钱，那我们只好走正规程序，请大队、公社、县里层层调查。到时候，该还的不仅要还，可能还要加上处罚。”
她顿了顿，补充道：“当然，如果选第二条路，政审的事情，恐怕也要请上级重新审核一下了——毕竟，一个可能涉及侵占集体土地的家庭，是否适合负责政审工作，也是个问题。”
威胁。
赤裸裸的威胁。
但威胁得有理有据，威胁得让你无法反驳。
沈建业的脸一阵红一阵白。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可能小看了这个侄女。不，不是小看，是根本就没看明白过。
“你……你先回去。”他最终挤出一句话，“这事……这事我得想想。”
“可以。”沈知秋点头，“三天。腊月初四之前，给我们答复。如果到时候没答复，我们就当您选了第二条路。”
她说完，转身走向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