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天还罩着昨夜没散尽的湿气，街道上的广告牌被雨水洗刷得黏着光。刘长河躺在宿舍里，天花板上还留着几处受潮的暗斑，像是昨晚废墟里灰尘在他脑里留下的印子。他醒来时，手臂酸得像被拉过一回长途，脑子里还塞着老魏那张静止的脸和雨里人群的叫声。手机震得厉害，屏幕上跳出一排未接来电和新闻推送，标题像刀锋一样连成一列。
他起身，穿衣，外套仍沾着昨夜的泥点。镜子里的自己比平时苍白，眼袋重得像两条小桥。他没有吃早饭，走出宿舍，空气里夹着湿泥和消毒水的味道，像医院也像工地。车间门口已经站着几辆警车和执法车，警员围着封锁带低声交谈，几个记者举着麦克风在外面转悠，旁边的群众也在窃窃私语，声音里有愤怒，有好奇，也有一种冷冷的指责。
“刘总，请跟我们到指挥中心配合调查。”站在他面前的，穿工作服的市安监局张科长，语气里没有客套，只有效率。他的眼神里带着公事公办的冷静，那冷静像一层薄冰，正好把人推到真实的边缘。
长河点点头，没有反驳，他知道这种时候争辩无济于事。人群里有人朝他喊话，问他为什么不早疏散，为什么不修仓库，问他公司有没有安全隐患的历史记录。他的喉咙像被什么压着，话到了嘴边又咽下。他能说些什么？“我也想早知道”？“我也想避免”？这些话在雨里已经被摔碎，像碎片，没法拼成一个完整的句子。
调查开始得很快。安监、消防、警方、劳动局，还有媒体的镜头，都把那片废墟围了个严严实实。每个人按规矩做自己的事：警方封控现场收集证据，安监部门测量建筑残体的应力断裂点，消防员反复检查是否还有可燃残留，工会的代表在一旁登记死伤人员，记者们在外面整理出一连串的问题，等着能从他口里摘下一句可以上头条的语句。
长河被带到临时搭起的指挥帐篷里。帐篷里有张长桌，上面摆着文件夹、笔记本和一杯已经冷却的咖啡。张科长递过来一支笔和一张表格：“先做个笔录。”笔在手里很重，像他此刻肩上的责无旁贷。
笔录里问题简单直接：事故发生时间、你当时在场与否、仓库维护记录、是否有安全检查等。每答一个问题，都有人在旁边记录、点头、写字，像在用墨水把他的每一个动作定格。他回答得慢，每个字都像从喉咙里挤出来。回答间隙，他看到帐篷外，记者们的闪光灯像海里反复闪的灯塔，把他的影子放得长长的，黑黑的，跟着他的一举一动摇摆。
上午的气氛紧张，村里、邻里的人员也陆续被带来口供。有人说仓库的梁早就有响声，有人说管理层已经被提醒过，但没得到明确回复。有人说昨天下午就有人提议停止作业，但被指示继续。不过这些说法并不单一，像拼图一样有缺口：时间、责任、细节，每一块拼起来都不太吻合，像许多证词都在不同方向摇摆。
到了中午，网络上的讨论急速发酵。昨晚的短视频被剪辑成几百种标题，标签里有“失职”“隐瞒安全”“资本优先”等字眼。曾经在他的直播间点赞、留言的支持者，也在评论里变得苛刻，甚至有些转向指责：“是什么把人命当成本？”“刘总，你们当初的壮举现在成了噱头吗？”手机里的消息像不断打来的针，一针一针扎得他心口发痛。
他站在指挥帐篷门口，看着外面越聚越多的群众，眼里有种难以言说的孤立感。曾几何时，他以为舆论的浪潮会把他们带上一个更宽阔的平台；现在这个平台好像瞬间变成了一个刀口。他意识到，光环很薄，人们对光环的热爱远比对人的复杂责任更容易偏向热议的快感。
警方开始询问公司的账本、维护记录、以及与外包方的合同档。这些资料陈珊带走后，他只能去翻找电子邮件、审批记录和老旧的纸质备份。法务的人整天在办公室里和他对着电脑，一边过滤着能作为证据的文件，一边应对不断到来的记者询问。每当镜头外面有人高喊“谁负责”，他的心就像被铁丝勒紧。
其中有一条线索让他头疼——外包工出现在施工现场的安排和公司对外签的价格单之间存在着时间和金额上的错位。有几笔外包合同是通过第三方签订的，条款写得模糊，责任链被拉长。这是许多企业在扩张过程中的通病：用外围资源填充短期缺口，却在系统脆弱时把最危险的部分推到最薄弱的人身上。现在，这些薄弱的人被舆论和法律放大。
媒体的报道也有自己的节奏：有的镜头把焦点放在那枚昨天晚上挂在他胸口的“创业典范”奖牌，把对比做得刺眼；有的则采访工人的家属，他们的言语里是切实的悲痛和对未来账单的恐惧。这类镜头传播得特别快，观众情绪被牵动得更猛。晚上，几个曾经给他点赞的网红在直播间里讨论这件事，话题的走向让风向更加刺骨——支持的言论被冷言所替换，很多人开始质问：那些“温暖”的故事是不是只是为了包装利润？
警方的初步结论在第三天出来：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但现场存在管理疏忽与设备老化的可能性，若证据链进一步明确，将依法追究相关责任。媒体立刻把这句话拆成标题：有人在网络论坛上写道：“法律会来找你，也会来找你的故事。”言辞冷峻，传播迅速。
网络上那些曾经温柔的评论里浮现了一些熟悉的头像，他们曾在他走上颁奖台时送过掌声；现在，掌声被换成了质问。有人留言：“你不是说要保护老工的生计吗？现在人死了，你能怎么说？”也有人发起了线上联署要对他和公司进行问责。面对这样的公愤，他第一次真切感到公众判断的流动性——情感的善变比潮水还快。
与此同时，工会和劳动局的人不断与家属接触，要求公司先行垫付救助金并确保受影响家庭的基本生活。法务团队在与安监局对接，试图在程序上争取缓冲时间，避免所有资料被立刻作为“有罪”的证据。基金代表则在后台多次催促，担心公司股价和公众形象的进一步下滑会带来资金撤离的风险。陈珊不在，这些权力的斡旋有了明显的真空，而他成了被推到前台要回答一切的人。
每当夜深人静，他在办公室里对着电脑，翻看着工人们的打卡记录、维修单、过往的安全检查报告。字迹和表格像某种无声的忏悔：有的记录是应付式的检查盖章，有的备注里写着“待补”，有的维修报告只是“已通知供应商，等待反馈”。他忽然清晰地看到，一个组织在高压扩张时，最脆弱的一层常常是被忽略的细节。那一层在风雨之夜被撕开，露出血来。
舆论的尖锐让他夜间很少合眼。有人把他的名字和“失职”“道德缺失”并列出现，评论区里有人贴出他演讲时的片段，许多人把那段话和现实中发生的惨剧做了对照，语气里有恨意，有讽刺，也有一种直白的道德审判。有人在他说“记住工艺，记住人”的便签照片下留言：“这句话现在听起来像讽刺。”
更难受的是，那些在他身边曾经亲近的人也开始退回到更安全的距离。合作方的电话从白天转到夜里，语气越来越谨慎；一些之前愿意站台的品牌经理发来短信，礼貌而决绝；曾在颁奖台上笑着与他合影的市政官员，也在公开场合淡化了对事件的评价。信任像一张薄纸，被烤得变脆，一阵北风就能把边角撕掉。
一次内部会议上，基金代表面色凝重地问他：“你作为法人代表，对于仓库的安全管理流程到底知多少？为什么这么多隐患没人上报到董事会？”那一刻，他觉得自己被人从很多个角度审视，既有事实的刀锋，也有道德的探针。他想解释那些他尽力做过的事，想说那些看似被他忽视的记录也是在被安排的节奏里逐步被压缩，可言语在这种场合里显得苍白而无力。他知道，解释往往不是解决之道，尤其当公众悲愤已经具象为网络上的文字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