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衣卫带走劝农司三名吏员协助调查，如同在已结薄冰的湖面又砸下一块巨石，劝农司内外人心惶惶，连带着整个京城官场都将目光聚焦于此，等待着下一步的动向。
流言蜚语愈发甚嚣尘上，甚至有人开始暗中揣测初颜公主是否即将失势，红焰薯推广这艘大船是否将倾。
然而，身处风暴眼的初颜，在经历了最初的震惊与愤怒后，反而彻底沉静下来。
她深知，此时任何过激的反应，任何试图疏通关系的举动，都可能落入对手精心布置的陷阱，成为“做贼心虚”的证据。
她选择了最艰难，却也最堂堂正正的道路——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
劝农司的日常运转在她的严令下，依旧有条不紊。她每日准时到衙署处理公务，批阅来自全国各地的文书，对仓储、加工、外销等事宜做出决断，神色平静如常，仿佛外间的滔天巨浪与她无关。
她甚至抽空亲自去了一趟京郊的育种圃，查看那些在暖炕和草苫保护下安然越冬的优选薯种，与老农讨论开春后的育种计划。
这份超乎年龄的镇定与专注，无形中感染和稳定了劝农司内部的人心，也让一些原本准备看笑话的旁观者暗暗称奇。
与此同时，皇帝亲自督办的科举舞弊案调查，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三法司与锦衣卫的压力巨大，不敢有丝毫懈怠。被带走的劝农司吏员，在经过数轮严格的隔离讯问后，其供词高度一致，均指向纯粹的公务往来，且有完整的文书档案佐证，与科举舞弊案无任何实质关联。
而那位涉嫌泄题的王员外郎，在严苛的审讯下，其心理防线逐渐崩溃，最终吐露的线索，竟隐隐指向了与庞太师门下一位不太起眼的清客有所接触，虽然证据链尚不完整，无法直接指证庞太师，但这微妙的方向转变，已足以让调查的风向开始偏移。
更重要的是，初颜那封坦诚恳切的奏折，被皇帝置于案头，反复阅览。皇帝并非昏庸之主，他深知初颜的性情与抱负，更清楚红焰薯推广对于帝国的意义。
在此案发生之初，他确有震怒与疑虑，但随着调查的深入，尤其是劝农司吏员的清白与初颜沉着冷静的表现，逐渐打消了他的疑虑。
他开始更多地将此案视为朝堂党争的又一次激烈交锋，而初颜，则是被对手选作攻击的靶子。
转机出现在一个雪后初晴的午后。都察院左都御史，一位以刚正不阿、不涉党争着称的老臣，亲自向皇帝呈递了阶段性调查报告。
报告中详细列明了目前已查实的证据，明确指出劝农司及其吏员在此案中并无过错，所谓“过从甚密”、“培植私党”均属子虚乌有，乃好事者牵强附会。
报告虽未直接为初颜歌功颂德，但其客观公正的结论，无疑是为她洗刷了污名。
皇帝阅罢，良久沉默。他召来了庞太师，并未疾言厉色，只是将那份调查报告推到他面前，淡淡问道：“庞爱卿，对此案进展，有何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