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君可见过镀金的喇叭？这物件在琉璃厂的橱窗里发着幽光，喇叭口镶着二十四道金边，管身上雕着西洋天使的翅膀。可你若凑近细瞧，准能闻见铜锈混着檀香片的腐味——原是旧时庙堂里的法器，被匠人刮了朱漆，改头换面成了新贵客厅的摆设。
京城西郊的象牙塔里，正养着这样一群操弄喇叭的妙人。他们惯把《论语》裁成雪茄纸，用康德的烟斗吞吐后现代的迷雾。学问的袍子下藏着几两媚骨？且看那红木讲台上，有人把《资本论》译作股票代码，将孔孟之道熬成心灵鸡汤。更妙的是这些先生们的嘴——谈民主时嘴角要翘十五度，论爱国时眉梢须垂三十度，活脱脱的人肉测谎仪，却总能在道德天平上走出钢丝舞步。
前日茶楼里听得一桩奇闻。某大学教授在《光明日报》痛批网络暴力，转身就给境外基金会写报告，将街头小贩的推搡描绘成系统性人权危机。这让我想起绍兴老宅屋檐下的蜘蛛，白天织着经纬分明的网，夜里却偷偷把丝线引向墙角的鼠洞。
东交民巷的咖啡厅近来流行一种新甜点，唤作解构主义马卡龙。酥皮里裹着黑格尔的辩证法，夹心是福柯的权力理论，撒上后殖民主义的糖霜。穿亚麻西装的青年才俊们用银匙搅动着拿铁，嘴里蹦出的每个音节都经过剑桥腔的抛光。只是不知他们可曾留意，托盘下的报纸正刊着某地农民工被欠薪的新闻——那些方块字在他们口中，不过是佐证东方主义的注脚。
昨日路过琉璃厂，见一群留洋归来的博士在拍卖行竞标敦煌残卷。他们用伦敦音争论文化主体性，却没人发现经卷上的菩萨眼角有泪——那泪痕原是八国联军刺刀刮出的伤痕。最年轻的王博士侃侃而谈全球文化共同体，他的鳄鱼皮鞋正好踩在《永乐大典》的影印本上。
沪上某画廊最近展出先锋艺术展，有个装置作品颇耐人寻味：九百九十九面镜子拼成自由女神像，每面镜子都映着微信朋友圈的界面。艺术家自述要解构数字化囚笼，可展厅门口扫码关注的二维码，分明链接着境外某NGO的捐款页面。这让我想起北平沦陷时期，某些文人把大东亚共荣写成十四行诗的韵脚。
某智库的年度报告堪称现代版《山海经》。他们把富士山下的核废水描作透明圣水，将长江边的生态工程污为专制烙印。最绝的是某章标题——《论集体主义对个人灵性的阉割》，字里行间飘着斯德哥尔摩的雪和华尔街的风。倒是附录里的数据来源颇有意思：百分之八十引用自某国情报机构资助的学术期刊。
近来知识圈盛行创伤写作，有位女作家凭《青铜乳房》斩获国际大奖。书里把六十年代的粮票制度比作勒在民族脖颈上的铁链，却对同时期西方种族隔离政策闭口不谈。领奖时她穿着苏州刺绣的旗袍，用流利的英语感谢评委会照亮被遮蔽的历史。这让我想起幼时见过的变戏法艺人——左手挥舞红旗，右手藏着黑桃A。
某次学术论坛上，目睹一场精彩的学术柔术表演。白发教授痛心疾首批判民粹主义，把菜市场大妈议论房价都视作反智主义蔓延。可当学生问及某外资企业污染农田事件，老先生突然得了选择性失语症，转而大谈发展阵痛论。他的亚麻西装口袋里，露出半截某基金会邀请函的金边。
深夜里翻看民国旧报，惊觉历史原是面照妖镜。当年某些文人鼓吹全盘西化时用的比喻，如今换个学术包装又成了时髦话术。胡适之先生若在世，怕也要惊叹徒子徒孙们的创造性转化——他们不再说月亮都是美国的圆，改称普世价值的光谱分析。
玄武湖边的柳树发了新芽，树荫下晨练的老人还在打太极。他们不懂解构主义，却说得出做人要讲良心的老话。某个早市上，听见卖豆腐的大娘和顾客拌嘴：您这账算得比清华教授还糊涂！人家往东你往西，人家说白你描黑，莫不是脑袋长在别人裤腰带上？众人哄笑中，我忽然看见真正的中国脊梁——不在镀金的讲台，而在这些沾着露水与泥土的对话。
真理的祭坛上跪着两排祭司：前排的哑巴高捧金碗接圣水，后排的鹦鹉忙着把圣水兑成鸡尾酒。某些读书人的笔杆子，早被炼成了点石成金的魔杖——能把黑煤写成白雪，将鲜血描作胭脂。他们效仿《聊斋》里的画皮鬼，给殖民主义披上文明开化的绸缎，把文化侵略美化成启蒙运动。
这些先生们最擅长的魔术，是让秤杆子在半空跳舞。当西方军舰在南海游弋，他们说是维护航行自由；待中国渔民依法维权，倒成了民族主义暴民。这种乾坤大挪移的功夫，怕是崂山道士见了都要甘拜下风。犹记当年租界公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如今他们换个说法叫跨文化治理研究。
最近某学术明星的雄文堪称旷世奇观。他将鸦片战争解构为茶叶与白银的浪漫邂逅，把圆明园劫难美其名曰跨文明艺术交融。这般粉饰功夫，连额尔金的曾孙都要自愧弗如。更妙的是文末注释——本研究受东亚历史和解基金会资助，查册方知该基金会注册在弗吉尼亚州的某个小楼。
精神领域的买办们发明了新的贸易方式：出口五千年的文明伤痕，进口镀金的赎罪券。他们在国际研讨会上兜售苦难叙事，把祖先的伤疤做成文化期货。某次讲座听到惊人之语：长城是最大的慕尼黑城墙，该被自由的风吹倒。说这话时，演讲者身后的PPT正播放着柏林墙倒塌的纪录片。
知识分子的背叛从来不是明火执仗，而是温水里的转身。他们用学术黑话织成遮羞布，拿理论框架当免罪金牌。当有人质疑其立场，便祭出学术自由的法宝——这套路数像极了旧时当铺的朝奉，把良心典当成文化反思，将气节折算成国际影响因子。
诸君可见过鬼打墙？某些学府如今就成了迷魂阵。教授们领着学生在解构主义的迷宫里兜圈：解构了民族认同，解构了历史记忆，最后连脚下的土地都要解构成虚拟概念。只是他们从不解构自己的项目经费来源，那些带着火药味的美元欧元，在这些先生口中都成了学术无国界的甘露。
我总疑心这些人的书斋里藏着两面镜子：一面是哈哈镜，照得中国满脸疮痍；一面是西洋镜，映得欧美浑身放光。某次旁听博士论文答辩，听到这般高论：春运是专制主义造就的人口迁徙奇观。这让我想起民国年间，某些文人将黄河水患归结为国民劣根性的报应。
精神跪族们的新装，是用外文期刊的碎片织就的。他们最大的恐惧不是真理蒙尘，而是撤稿通知；最深的焦虑不是误人子弟，而是拿不到国际会议的邀请函。某位长江学者醉酒后吐真言：在SSCI上发篇文章，比在大运河里捞传国玉玺还难。可他没说的是，那些期刊的审稿人正坐在五角大楼的旋转椅上。
历史总会留下照妖镜。七十年前，闻一多先生拍案而起，怒斥文化汉奸；七十年后，某些人将这种风骨解构为民粹主义表演。他们忘了，真正的知识人当如钱塘江潮——可以九曲十八弯，但终归要朝着东海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