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2月，沈阳。
离春节还有一个星期，厂区里却闻不到半点年味。大雪又下了三天，把铁西区盖成白茫茫一片。但第九机械厂的烟囱没有停，三班倒的工人还在赶制最后一批“人民一号”火箭弹——上甘岭战役结束了，前线转入阵地对峙，但弹药的消耗一点儿没少。
陈锐在车间里待了整整一夜。
天亮时，他走出车间，雪还在下。雪花落在脸上，冰凉，让他清醒了一点。他裹紧棉大衣往办公室走，脚踩在雪地上，咯吱咯吱响。走到半路，看见孙小满从厂门口跑过来，跑得很急，雪地靴陷进雪里，拔出来又陷进去。
“厂长！”孙小满喘着粗气，“有伤员回来了！从前线下来的！”
陈锐心里一紧：“在哪？”
“厂医院。好几个，重伤。说是要见你。”
厂医院在厂区东边，一排平房，原是日本人的仓库改造的。陈锐赶到时，走廊里已经挤满了人——医生、护士，还有闻讯赶来的工人们。担架抬进去又抬出来，纱布上全是血，空气里弥漫着碘酒和血腥的混合气味。
“陈厂长！”一个护士跑过来，“有个伤员非要见你，拦都拦不住。”
陈锐跟着护士走进病房。病床上躺着一个年轻的战士，左腿没了，从膝盖以上截断，缠着厚厚的绷带，血还在往外渗。他的脸苍白得像纸，但眼睛很亮，看见陈锐，挣扎着想坐起来。
“别动。”陈锐按住他，“你是……”
“首长，我是23军67师的。”战士声音虚弱，但每个字都清楚，“我们师用的就是你们造的炮。‘人民一号’。好使，真他娘的好使。”
陈锐在床边坐下：“你叫什么？”
“李铁柱。黑龙江人。”战士咧嘴笑了笑，露出被硝烟熏黄的牙，“首长，我有个事求你。”
“说。”
“我们连现在守在坑道里。”李铁柱的眼睛望着天花板，“坑道口窄，敌人天天往洞口打炮，机枪扫。咱们有‘人民一号’，但那是打远处用的。近了，近了没法使。手榴弹扔不远，迫击炮在坑道里一放，能把自个儿震聋。战友们……”
他停下来，喘了几口气，眼泪顺着眼角流下来：“战友们都是好样的。但敌人冲到坑道口的时候，咱们只能拿命堵。我这条腿，就是让敌人机枪打断的。临走时连长说，铁柱，你要能活着回去，跟后方说说，给咱们造一种能在坑道里打的炮。不用远，能打三百米就够。要轻，能扛得动。后坐力别太大，别把坑道震塌了……”
陈锐握着他的手，握得很紧。
“首长，能造吗？”李铁柱看着他，眼神像孩子一样期盼。
“能。”陈锐说，“一定能。”
李铁柱笑了，笑得很安心。他松开手，闭上眼睛。监护的护士过来看了看，低声说：“睡着了。麻药劲儿还没过，再加上太累了。”
陈锐站起来，在床前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离开。
走出病房，雪还在下。他站在雪地里，脑子里反复回响着李铁柱的话：“能在坑道里打的炮……后坐力别太大……能打三百米……”
回到办公室，陈锐把技术科的人全叫来。楚婉如正在实验室里做推进剂分析，脸上还沾着药粉，被硬拉过来。孙小满刚从车间赶来，工装都没换。还有几个老技术员，围坐在火炉旁，听陈锐讲前线战士的需求。
“三百米射程，全重不超过三十公斤，两个人能扛得动。”陈锐在黑板上写下数据，“后坐力要控制在现有迫击炮的三分之一以内。最关键的是——不能震塌坑道。”
技术科长老周皱起眉头：“厂长，这要求太苛刻了。普通六零迫击炮全重二十多公斤，射程一千多米，但后坐力大，在坑道里放一炮，土块往下掉。您要的这种……”
“不是迫击炮。”楚婉如突然开口。
所有人都看向她。
“是抛射筒。”楚婉如走到黑板前，画了个草图，“一根管子，底部装发射药，上面放弹头。发射药燃烧产生高压气体，把弹头推出去。没有炮架，没有座钣，靠管子本身的重量和与地面的摩擦力抵消后坐力。”
陈锐看着她画的图，眼睛亮了。
“能行吗？”老周问。
“试试。”陈锐说，“小满，你师傅留下的那些图纸里，有没有类似的？”
孙小满想了半天，一拍大腿：“有！杨师傅画过一个‘土炮’，说是当年在游击队时用的。用榆木做炮管，外面缠铁丝，装黑火药，能打二三百米。他说那东西叫‘榆木炮’。”
“找出来。”
图纸找到了，皱巴巴的，边缘都磨破了。杨振业的字迹歪歪扭扭，但每一个尺寸都标得清清楚楚：炮管长一米二，内径六十毫米，用榆木掏空，外面缠八号铁丝，间距五毫米。发射药用黑火药，弹头是铸铁的，装TNT。
“这玩意儿……”老周摇头，“能行吗？”
“杨师傅用过。”孙小满说，“他说在游击队时，就用这个打鬼子的炮楼。一炮能把墙轰个洞。”
陈锐看着图纸，脑子里飞快计算。榆木的强度不够，要用无缝钢管。但无缝钢管太硬太重，得减薄壁厚。弹头可以改成聚能装药，打坦克都行，打步兵更不在话下。发射药不能用黑火药，要用无烟火药，燃烧更充分，压力更稳定。
“七天。”他说，“七天内，我要看到样品。”
接下来的日子，全厂最优秀的工匠都集中到一间小车间里。孙小满带着杨振业的徒弟们，负责炮管加工；楚婉如带着技术员，计算装药量和膛压；陈锐亲自盯着总装，一遍遍推倒重来。
第一个难题是后坐力。
用六零迫击炮的发射药试射，弹头飞出去四百米，但炮管往后跳了半米，撞在墙上，把砖墙撞了个坑。这要在坑道里，非塌方不可。
“减装药。”陈锐说，“射程降到三百米，装药量减到原来的三分之二。”
第二次试射，后坐力小多了，但弹头只飞了二百米。
“再调。”陈锐咬着牙，“装药量加到四分之三。”
第三次，二百八十米。
第四次，三百一十米。
第五次，三百米整，后坐力控制在可接受范围。
第二个难题是精度。
没有炮架，没有瞄准具，全靠射手的感觉。打出去的弹头满天飞，偏左偏右二三十米是常事。
“得有个简易瞄准具。”老周说，“但咱们没有光学瞄准镜。”
孙小满想了想：“我师傅说过，游击队打炮时，用一根木棍绑在炮管上，木棍上刻刻度，根据距离调整角度。土办法，但能用。”
于是炮管侧面加了一根木棍，木棍上刻着刻度：一百米，二百米，三百米。射手根据距离调整炮管仰角，用眼睛瞄准。
试射时，孙小满亲自操炮。第一发，偏右十五米。他调整了一下，第二发，偏左五米。第三发，正中靶心。
“成了！”工人们欢呼起来。
陈锐走过去，摸着那根还发烫的炮管。钢管被车得很薄，外面缠着防滑的麻绳——战士们要扛着它爬山，不能太滑。全重二十六公斤，两个人扛着跑没问题。
“叫它什么？”孙小满问。
陈锐想了想：“坑道炮。六零式坑道炮。”
离春节还有三天时，第一批三十门坑道炮总装完成。同时完成的还有一千发专用炮弹——弹头是聚能装药，能穿透四五十毫米的钢板，打坦克没问题；也可以换装杀伤弹，打步兵。
装车那天，李铁柱坐着轮椅来了。他的伤还没好，左腿的残端还在疼，但他非要来。
“首长。”他握着陈锐的手，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替全连的战友谢谢你。”
“别谢我。”陈锐指着那些正在装车的工人们，“谢他们。”
李铁柱看着那些满身油污的工人，看着他们冻裂的手、疲惫的脸，突然把轮椅转过来，对着工人们深深鞠了一躬。
工人们愣住了。然后，不知谁带头，所有人都鼓起掌来。掌声在雪地里响起，稀稀落落，但真诚。
大年三十那天，陈锐决定去一趟前线。
不是去打仗，是去看看那些用他们造的武器的人，看看他们怎么过年，看看那坑道炮到底好不好使。
关秀云没有拦他。她已经习惯了。只是默默地给他收拾行李：一件厚棉袄，两双袜子，一包干粮，还有一张念诚画的画——歪歪扭扭的，上面有个小人，旁边写着“爸爸”。
念诚已经会跑了。他抱着陈锐的腿，不肯撒手。
“爸爸去打坏人，回来给你带糖。”陈锐蹲下来，看着儿子的眼睛。
“坏人打完了吗？”念诚问。
陈锐愣了一下。坏人，打完了吗？朝鲜还在打，台湾还没解放，这个世界还远不太平。
“快了。”他说，“快了。”
列车在除夕夜驶向安东。车厢里只有陈锐一个人，还有那些装在木箱里的慰问品——关秀云组织家属们做的：五千双厚袜子，五千包家乡烟，还有一大摞孩子画的画。
陈锐靠在车厢壁上，听着车轮的声音。窗外偶尔闪过村庄的灯火，有鞭炮声，有孩子的笑声。那是和平的声音，是他用十几年枪林弹雨换来的声音。
但他知道，鸭绿江那边，没有鞭炮，只有炮声。
2月14日，大年初一，陈锐到达上甘岭前线。
来接他的是一个年轻的参谋，姓张，二十三岁，四川人。他带着陈锐穿过一道道交通壕，往坑道深处走。
“首长，您来的正是时候。”张参谋边走边说，“今晚我们有个反击，要用您带来的坑道炮。”
坑道很深，拐了七八个弯，才到一个较大的空间——是作战室，几张弹药箱拼成的桌子，墙上挂着地图，几个军官正在研究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