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日，午后，江达河谷的枪炮声彻底沉寂下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为复杂、更为沉重的声响。那是伤兵绵长或短促的呻吟，是担架兵在碎石和尸体间奔跑的粗重喘息，是金属器械碰撞的轻响，以及一种压抑的、劫后余生的哭泣与诵经声的低喃混合。硝烟尚未散尽，又被另一种气味覆盖——浓烈到刺鼻的消毒酒精、新鲜血液的甜腥，以及一种奇异的、混合了草药与化学制剂的清苦气息。
钟怀国走在战场边缘，他的军装下摆沾满了泥点和暗褐色的血渍，脸上是连日劳累后的苍白，但那双眼睛，却亮得惊人，如同两盏穿透血腥迷雾的灯。
他的“战场”，在最后一声枪响停息时，才刚刚开始。
战斗刚停的时刻，十二支由政治干事、军医、医护兵混编的战地救护小组，便如同早已瞄准目标的箭矢，射向了战场的各个角落。他们打着醒目的红十字旗帜，臂章上却多了一行藏文小字——“班禅额尔德尼与西南联省医疗队”。
最初，迎接他们的是死寂的警惕、甚至是空洞的敌意。活着的对方伤兵蜷缩在掩体或尸堆后，用恐惧而麻木的眼神盯着这些“敌人”。直到他们看到，这些汉人医护毫不犹豫地跪倒在血泊里，首先检查的，是那些穿着锦袍、气息奄奄的同袍。
“这里有个重伤员，腹部被弹片撕开了！”一个年轻医护兵用藏语喊道，声音因为紧张而发颤。他喊话的对象，是旁边几个缩在一起的轻伤士兵。
没人动。
医护兵一咬牙，和同伴抬起沉重的担架，开始试图将那个昏迷的士兵挪上去。动作笨拙，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急切。
终于，一个断了胳膊的士兵挣扎着爬起来，用剩下的手帮他们扶了一下担架。
语言不通，但动作本身，成了第一句共通的语言。
在临时清理出的一片河滩空地上，最大的野战救护所已经展开。几顶大帐篷上红十字格外醒目，更醒目的，是一面竖在入口处的蓝色旗帜，上面用汉藏双语写着：“佛佑众生，医药普施”。
帐篷里，景象如同炼狱与圣所的结合。血腥气浓得化不开，惨叫声不绝于耳。但忙碌的医生护士们动作迅捷而稳定，传递器械、冲洗伤口、施行手术，秩序井然。
最里面的一张手术台旁，围拢的人最多。台上躺着的，正是被俘的地方武装军官朗杰的一名亲信副官，他的左腿被炮弹片齐膝削断，仅剩一点皮肉粘连，失血过多，面色如纸，瞳孔已经开始涣散。
主治医生看了一眼，沉声道：“创面污染太严重，必须立刻截肢清创。准备乙醚麻醉，术前静脉注射溴化钠协同镇静，皮下注射吗啡10毫克。止血钳，磺胺粉最大剂量准备！”
一名护士迅速上前，用碘酒在伤员大腿根部涂抹出大片的褐色消毒区。几乎是同时，另一名医生已利落地完成了溴化钠的静脉推注，并换用注射器，将清澈的吗啡溶液注入伤员另一侧上臂的皮下。
一直强撑着意识的副官，原本涣散的目光死死盯住了自己的断腿，又猛地转向正在给他注射的医生。他的嘴唇哆嗦着，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响。
就在这时，钟怀国俯身上前。用刚学会的、生硬却清晰的藏语，对眼神开始因药物而迷离的他缓慢说道：“不要怕，佛爷知道你的痛苦。汉人曼巴给你用最好的‘门’（药），先让你安稳睡去，赶走‘摘’（病魔），保住你的‘索’（生命）。”
当医生开始进行麻醉时，护士已将整瓶雪白的磺胺粉打开。药物被大量、毫不吝惜地倾洒在那血肉模糊的创面上，迅速被血水浸成粉红，却也形成了致密的覆盖层。令人惊异的是，原本汩汩外涌的鲜血，竟真的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显着减缓了。
副官眼中的恐惧、痛苦、迷茫，在药效带来的舒缓与这闻所未闻的“神迹”面前，激烈地冲撞着。他忽然闭上了眼睛，一行浑浊的泪水从眼角滚落，混入脸上的血污。
帐篷里，其他正在接受清创、包扎的藏军俘虏，全都屏住了呼吸，死死看着这一幕。他们自己身上那些原本火辣辣疼痛、让他们以为自己必死无疑的伤口，在洒上那种白色药粉或涂上那种褐色药膏后，竟也传来了清凉和止痛的感觉。
“曼巴拉（医生）……”一个年轻的士兵看着自己被妥善包扎好的胳膊，喃喃地、试探性地叫了一声。
正在给他系绷带的护士抬起头，对他露出一个疲惫却温暖的微笑，点了点头。
消息的传播，比钟怀国预想的还要快。
当第一批经过紧急处理、生命体征稳定的重伤俘虏被转移到后方的“喇嘛绷带所”（钟怀国特意请当地活佛协助设立的休养点）时，“佛爷的神药”已经变成了有鼻子有眼的故事。
“……真的！白色的仙粉一洒，血就停了！汉人曼巴说，那是班禅佛爷从汉地带回来救度众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