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会议的举办地选在苍山脚下的一座白族风格庄园。苏晚抵达时是周二下午，秋日的阳光斜斜穿过庭院里的老桂花树，碎金般洒在青石板地上。她刚放下行李，就看见法国学者皮埃尔从二楼房间探出头来，用法语夹杂着英语兴奋地喊：“苏！快来看我们找到的东西！”
会议室已经布置成东西方风格交融的样子：中间是长条实木桌，白族扎染的桌旗上摆着青花瓷茶杯和玻璃水杯。墙上挂着费明理不同时期的照片，从伦敦少年到云南老人，时间跨度三十年。
皮埃尔带来的资料摊满了会议桌一角。这位六十多岁的法国汉学家一头银发，戴着小圆眼镜，说话时手势丰富：“我们在河内国家档案馆发现了费明理1902-1903年的完整日记——那时候他刚从英国来，在印度支那待了一年学习语言和文化准备。最惊人的是这部分——”
他指着一页扫描件。日记上是费明理稚嫩但工整的法语：“1902年11月7日，西贡。今天见到了保罗·杜美先生，他向我展示了他在柬埔寨收集的吴哥窟浮雕。我问他如何获得这些珍宝，他笑着说：‘在东方，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和金钱，没有什么得不到的。’这话让我不安。我来这里是为了理解文化，不是为了占有。”
“保罗·杜美是当时的法国印度支那总督。”陆景行在一旁解释，“也是着名的东方艺术品收藏家，他的很多藏品后来进了吉美博物馆。”
苏晚继续看。费明理的笔迹透露出年轻学者的困惑：“杜美先生建议我也开始收藏，说‘这是保存即将消失的文明的最好方式’。但我怀疑，我们的‘保存’是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毁灭？把活生生的文化从它的土壤中挖出，放进博物馆的玻璃柜，它还能呼吸吗？”
皮埃尔兴奋地说：“看到没？23岁的费明理已经在思考文物保护的伦理问题！这比他后来在云南的记录早了整整三年！”
埃文此时也从伦敦连线加入了视频会议，屏幕上的他背后是大英博物馆阅览室的书架：“我们这边也有新发现。费明理1907年回英国探亲时，曾在皇家地理学会做了一次讲座，讲稿保存完好。里面有一段话很有意思：‘在云南的这些年，我逐渐明白，真正的文化理解不是通过收集物品实现，而是通过建立连接——与人的连接，与土地的连接，与记忆的连接。物品只是媒介，不是目的。’”
陆景行记录着要点：“所以费明理的思想转变，可能比我们以为的更早、更渐进。不是突然的顿悟，而是持续的反思和调整。”
会议在傍晚正式开幕。除了中英法三方核心团队，还有几位特邀学者：一位研究滇越铁路历史的越南教授，一位专攻英帝国史的牛津教授，还有两位云南本地学者。小小的会议室里，六种语言交织，同传设备嗡嗡作响。
苏晚作为中方牵头人做了开场发言，介绍了费明理研究的整体框架和新发现。她特意提到阿旺的故事、大理铁盒、伦敦铜盒，以及这些发现如何拼凑出一个更复杂的图像。
“费明理不是一个静止的研究对象，”她最后说，“他的故事像一面多棱镜，折射出殖民主义、文化交流、个人道德选择、文化遗产保护等多个层面。我们的合作研究，就是要把这面镜子擦亮，让它照见更完整的历史真实。”
讨论环节，越南的陈教授第一个发言：“费明理在印度支那的日记，对我们理解法国殖民时期的文物流动很重要。但我也想提醒，在关注西方个体反思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殖民体系本身造成的伤害。费明理的困惑和反思是珍贵的，但终究是殖民者内部的自我质疑。”
这话尖锐但中肯。苏晚点头：“陈教授说得对。这正是我们研究的张力所在：既要看见个体的复杂性，又不能模糊结构性的不平等。我建议在我们的研究框架中，专门设立一个子课题，探讨费明理同时代当地人的视角——比如阿旺的后人如何看待这段历史？”
这个提议得到了赞同。埃文补充：“我们英国这边也可以做类似工作——研究费明理家族其他成员如何看待他在东方的事业，以及这段历史在家族记忆中的变迁。”
会议持续到晚上九点。结束时，庄园主人——一位白族文化传承人——准备了简单的晚餐：酸辣鱼、乳扇、凉拌树皮，还有自家酿的梅子酒。学者们在庭院里边吃边聊，气氛比会议室里轻松许多。
皮埃尔端着酒杯走到苏晚身边：“你的研究让我想起了我的祖父。他二战前在越南做考古，也有类似的矛盾——热爱东方文化，又无法摆脱殖民者的身份。他晚年把很多笔记和照片捐给了越南的研究机构，说‘这些东西属于这片土地’。”
“后来呢？”苏晚问。
“越南战争时，那些资料大部分损毁了。但九十年代我去河内做研究，发现还有一小部分保存下来，当地学者还在用。”皮埃尔喝了口酒，“历史就是这样，断裂又延续，遗失又重现。”
夜空清澈，能看见苍山的轮廓和隐约的星光。苏晚想起费明理日记里对大理夜空的描述：“星星如此之近，仿佛伸手可摘。在这样的星空下，你会觉得所有界限都是人为的虚设。”
晚宴快结束时，庄园门口来了不速之客。工作人员匆匆过来对苏晚耳语：“有位张小姐说要见您，说是香港来的。”
张艾米丽。苏晚的心一沉。她跟陆景行低声说了情况，两人一起走到门口。
张艾米丽穿着精致的白色套装，站在桂花树下，手里提着一个小巧的手袋。看见苏晚，她微笑：“苏老师，抱歉打扰。听说你们在这里开会，我正好在大理考察，就想来打个招呼。”
“张小姐有什么事？”苏晚语气平静。
“两件事。”张艾米丽从手袋里取出一个信封，“第一，我祖父去世前留下一些老照片，其中有一张是费明理先生和丽江土司的合影，背后有签名和日期。我想这对你们的研究可能有价值，所以带来了复印件。”
苏晚接过信封，没有立即打开：“谢谢。第二件事呢？”
张艾米丽顿了顿：“我听说你们在筹备一个跨国研究网络。张家虽然不做文物生意了，但在艺术投资和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还有些资源。如果有需要，我们愿意提供一些支持——经费，或者人脉。”
这话说得委婉，但苏晚听出了其中的交易意味。陆景行插话：“张小姐，我们的研究是纯粹的学术合作，不接受商业性赞助。”
“我明白。”张艾米丽点头，“所以我说的是‘支持’，不是‘赞助’。比如，如果你们需要访问某些私人收藏，或者需要某些档案的查阅许可，张家可以牵线搭桥。作为回报，我们只希望在研究成果发布时，能得到适当的致谢。”
这个提议更加微妙了。苏晚和陆景行交换了一个眼神。
“我们需要考虑。”苏晚说，“有结果会联系您。”
“当然。”张艾米丽递上名片，“期待你们的消息。对了，那张照片背面，费明理写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你们可以看看。”
她转身离开，白色身影很快消失在夜色中。
回到房间，苏晚打开信封。照片确实是费明理和一位中年土司的合影，背景是土司府的大门，时间标注1908年。翻到背面，一行褪色的钢笔字：“与木土司。他问我为何不把最好的东西带回英国，我说：‘最好的已经在这里了，在人们的记忆里。’”
这句话让苏晚心头一震。1908年的费明理，已经明确表达了对文物“原境保护”的理念——比现代文化遗产保护理论早了半个多世纪。
她立刻把照片扫描发给埃文和皮埃尔。半小时后，三人开了个紧急视频小会。
“这句话太重要了。”埃文在屏幕那头激动地说，“它证明费明理的文化保护思想是一以贯之的，不是晚年才有的转变。”
皮埃尔则注意到另一个细节：“木土司……是不是丽江木府的后人？如果是，那这张照片可能还关联着费明理捐赠给木府的那批文物。”
苏晚查了资料。费明理捐赠清单上确实有一批“纳西族文献和器物，捐赠于丽江木府，1909年”。但木府在解放后被改为博物馆，原来的藏品在多次社会变动中散失严重。
“如果张艾米丽的祖父收购过费明理的捐赠品，那这张照片可能是线索之一。”陆景行分析，“她主动提供，也许是想用这个信息换取某种合作。”
“也可能是试探。”苏晚谨慎地说，“看看我们对她掌握的信息有多重视。”
夜深了，庄园里安静下来。苏晚躺在床上却睡不着，脑子里盘旋着白天的讨论、张艾米丽的来访、费明理那句话。窗外，苍山在月光下显出深蓝色的剪影，像沉睡的巨人。
手机震动，是顾承屿发来的怀瑾的睡颜照片，附言：“女儿说梦见妈妈在大理给她买了好多鲜花饼。一切顺利吗？”
苏晚回复：“顺利。想你们。”
“周五见。”
简单的对话，却让她心安。她关掉灯，闭上眼睛。
第二天会议转入具体合作方案的讨论。三方初步确定了“费明理全球研究网络”的架构：以云南为中心，英国和法国为两翼，辐射东南亚相关地区。研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费明理生平与思想的系统性研究、相关文物与文献的整理与数字化、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跨文化比较、相关地区的口述史采集。
经费来源多元：中国这边的社科基金和文旅厅拨款，英国的家族研究基金和学术机构资助，法国的研究委员会项目。苏晚被推选为网络协调委员会的首任主席，任期两年。
“这个位置需要经常跨国协调，你的英语和法语都够用吗？”陆景行私下问。
“英语没问题，法语需要加强。”苏晚老实说，“但我可以学。”
“还有一个问题，”陆景行压低声音，“张家那边，你打算怎么回应？”
“我想听听埃文和皮埃尔的意见。”
中午休息时，苏晚把张艾米丽的提议告诉了两位外国学者。皮埃尔皱起眉头：“在法国，我们很警惕私人资本介入学术研究，尤其是涉及文化遗产的领域。容易产生利益冲突。”
埃文则相对务实：“英国的情况复杂些。很多重要研究确实需要私人收藏家的配合。关键在于建立清晰的边界和透明的规则。如果张家只是提供信息渠道，不干预研究方向和结论，也许可以考虑有限度的合作。”
苏晚把他们的意见反馈给王主任。王主任很快回电：“厅里的意见是：可以接触，但必须严格规范。第一，所有合作必须签订正式协议，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第二，研究成果的发布权完全归研究团队；第三，任何资金支持必须进入中心账户，专款专用，接受审计；第四，如果涉及敏感信息或文物，必须报批。”
有了这个底线，苏晚心里踏实了些。她给张艾米丽发了邮件，提出初步的合作原则，邀请她进一步商谈。
回复很快来了：“原则接受。具体细节可约时间详谈。另，祖父的遗物中还有几封费明理写给土司的信，或许你们会有兴趣。”
这显然是新的筹码。苏晚把邮件转发给顾承屿，附言：“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