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浚在明州的措施与获得的超常授权，固然是应对海上渗透威胁的必需，却也无形中在朝廷内部、在四大战区主帅之间，激起了微妙的波澜与比较。
国难当头，皇帝倚重边帅，赋予“便宜行事”之权乃常态，但如张俊这般，以如此激烈的方式立誓，并获得几乎无限的事权与先斩后奏之权，仍属罕见。这既彰显了海防在皇帝心中骤然提升的地位，也隐隐对其他几位担负陆上抗蒙重任的统帅提出了一个无声的诘问：张俊敢以头颅担保海疆，尔等又如何？
微妙的气氛，自然逃不过深居宫阙、却时刻掌握着各方动向的皇帝赵构的眼睛。
他深知，大战在即，最忌将帅不和、互相猜忌，或为争权夺利而内耗。
必须让这几位分别镇守帝国四方要害的柱石之臣，明确各自的权责，消除可能的芥蒂，形成同心协力、互为犄角之势。
于是，在沿海敌谍风波稍平，张俊的整顿初见成效之际，赵构连下数道措辞严谨、恩威并施的诏书，分别发往襄阳、兴元、扬州以及明州，旨在明确并巩固吴玠、余玠、刘锜、张俊这“四大将”的地位、权责与彼此关系，这便是后世史家所称的“分镇四边，各专阃外”之策。
第一道诏书，发往襄阳，予京湖、四川宣抚处置使吴玠。
诏书高度赞扬了吴玠“老成谋国，威震华夷”的功勋与威望，再次确认其总揽荆湖、四川两大战区军政的全权，赋予其“凡战守机宜、官吏黜陟、钱粮调度，皆可专之，朝廷不为遥制”的巨大权力。
特别指出，襄阳、樊城乃天下腰膂，务必使其“固若金汤，成为北虏不可逾越之天堑”。
诏书末尾笔锋一转，提及东南海防之事，言“海陆虽殊，保国则一”，勉励吴玠“陆上筑铁壁，海上张俊已立军令，朕望二卿东西呼应，使虏水陆皆不能逞其志”。
这既是将张俊之举告知吴玠，也是暗示陆上防务同样重要，朝廷期许甚殷。
第二道诏书，发往兴元，予四川制置使余玠。
诏书着重褒奖余玠经营蜀口、收复河套的奇功，肯定其“以险制骑，以步克骑”方略之正确，令其“全权措置川陕防务，专阃一方”，并对秦岭防线、河套新地的城防、屯田、朔方军编练等事给予具体指示和支持。
诏书中特别提及“海疆风波”，言“北虏狡诈，多方窥伺，蜀口、河套，亦需严防奸细渗透，效张俊之法，肃清内患，严明纲纪”。
这既是对余玠的提醒，也是对其在辖区内行使类似张俊的肃清权给予了默许。
第三道诏书，发往扬州，予两淮制置使刘锜。
刘锜是抗金老将，资历威望与吴玠相侔，此时镇守两淮，直面蒙古可能的主攻方向。
诏书回顾了其顺昌大捷等赫赫战功，称其“国之干城，淮上长城”，赋予其统领两淮诸路军马、防御黄河以南的全权。
诏书强调了两淮水网纵横、城池林立的特点，要求刘锜“深沟高垒，凭城固守，以舟师辅之，务使虏骑不得涉淮而南”。
同样，诏书也提到了“近日海疆之警”，言“虏之谋我，无孔不入，淮东海疆，亦需与水师紧密联络，水陆联防，勿使彼此分割”。
第四道诏书，发往明州，予沿海制置使张俊。
这道诏书在重申其海防全权、肯定其近期举措的同时，措辞更为严厉，也更为推心置腹。
诏书直言：“卿以白头立军令，朕岂不知卿之忠赤？然万里海疆，非一夫之勇可守。
需与吴玠之荆襄、余玠之川陕、刘锜之两淮，声气相通，缓急相济。
若虏以舟师扰我沿海，则陆上之师可袭其后；若虏以重兵攻我陆上，则卿之水师可断其粮道、扰其侧翼。
四方一体，方为完璧。
卿其深体朕意，戒慎恐惧，既已立誓，便当以百倍之心，成此不世之功，勿负朕望！”
四道诏书，如同一张精心编织的大网，将帝国四面边境的防务，清晰地划分给四位资历、能力、性格各异，但皆可独当一面的统帅手中。
诏书在赋予他们极大自主权的同时，也通过提及“海疆风波”和强调“四方一体”，巧妙地实现了多重目的：
其一，明确权责，消除疑虑。
让吴、余、刘三人明白，张俊的特权源于海防的特殊性与紧迫性，并非皇帝偏心，他们的权责同样重大，朝廷倚重如一。
避免因张俊的“军令状”和“尚方剑”引发不必要的攀比或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