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城头残破的“岳”字旗被崭新的、在江风中猎猎作响的旗帜取代，标志着这座重镇彻底易主，也标志着宋蒙荆襄战事的阶段性终结。硝烟虽散，余烬犹温，但战争留下的创痕与新的秩序，正随着岳飞的治军方略和朝廷的后续措置，迅速在这片饱经战火的土地上蔓延、扎根。
南阳大捷的辉煌成果，绝不仅仅是斩首数万、收复一城那么简单。
其最深远的战略意义，在于一举奠定了荆襄防线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稳固格局，并从根本上扭转了宋蒙在中路战场的攻守态势，甚至间接影响了蒙古帝国的整体南侵战略。
首先，蒙古中路主力遭受毁灭性打击。
拖雷所部十余万南征大军，经襄阳久攻不下、汉水惨败、南阳覆灭及沿途溃散，最终能跟随拖雷狼狈逃回河南的，十不存二三，且大多丢盔弃甲，士气全无。
其中最为核心的蒙古、探马赤精锐骑兵，损失尤为惨重。
这意味着，在短期内，蒙古帝国再也无力组织起一支足够强大的兵力，从襄阳-南阳这个方向，对南宋的荆湖腹地发动战略级别的进攻。
荆襄防线，从之前摇摇欲坠的危局，一跃成为固若金汤的钢铁长城。
其次，战略主动权的彻底易手。
战前，是蒙古铁骑耀武扬威，兵临襄阳，大有顺汉江南下、直捣江汉平原之势。
战后，攻守之势完全逆转。
岳飞麾下的荆湖制置司大军，挟大胜之威，士气如虹，不仅牢牢控扼襄阳、南阳等战略支点，其兵锋甚至可沿汉水及其支流北上，威胁蒙古在河南南部的占领区。
蒙古方面，则不得不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在河南南部广筑壁垒，提心吊胆地防备岳飞的北伐。
汉水—南阳一线，从蒙古南下的通道，变成了其南境防御的软肋。
再者，“斡腹之谋”东路彻底破产。
蒙古此次大举南侵，实为多路并进，其核心战略之一便是“斡腹之谋”，即避开江淮、荆襄正面防线，迂回西南，从大理方向打开缺口，侧击南宋。
此战略又分东西两路：西路即窝阔台攻四川，东路即拖雷攻荆襄，意图打通从江汉平原进入湖南、乃至两广的通道。
如今，拖雷主力在荆襄几乎全军覆没，东路的“斡腹”之梦，已然破碎。
蒙古想要从东路迂回包抄南宋的企图，在可预见的未来，已无实现可能。
这迫使蒙古将更多的战略资源和注意力，投向西路和东路，而这两条战线，同样绝非坦途。
最后，心理与声望层面的颠覆性影响。
岳飞及其岳家军，用一场干净利落的大胜，打破了“蒙古铁骑不可战胜”的神话。
此战不仅极大鼓舞了南宋军民抗蒙的信心，让“岳家军”和“岳”字旗成为胜利与安全的象征，更重要的是，它沉重打击了蒙古军队的骄横之气，并在其高层心中植入了对南方攻坚战、尤其是对岳飞及其防御体系的深刻忌惮。
这种心理层面的威慑，其影响是无形而长远的。
未来蒙古对南宋的进攻，在路线选择、兵力配置、战术运用上，都不得不将“岳飞因素”和“荆襄防线”作为最重大的变数来考量，从而变得更为谨慎，甚至束手束脚。
南阳战事尘埃落定后，岳飞并未因晋升枢密使的诏书而立即动身返朝。
他以新任枢密使、仍兼荆湖制置使的身份。朝廷为稳定，命其暂留荆湖，处理善后，并规划整体防务，开始了紧张而有序的战后部署，核心目标便是将这场血战换来的战略优势，转化为稳固、持久、可自我维系的防御体系。
军事上：
1. 强化核心要点防御：以襄阳、樊城、南阳为三大核心支点，进行大规模加固修缮。
尤其是南阳，利用被炸塌的城墙缺口，结合原有结构，设计修建了更符合防御需求、并预留炮兵和火器射击口的棱堡式瓮城，使其防御力不降反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