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的兴修，如同为干涸的躯体疏通了血脉，但要让这躯体真正强壮起来，离不开血肉的滋养——那就是粮食。
太子赵玮深知，无论是支撑前线数十万大军的消耗，还是安抚新复之地嗷嗷待哺的百姓，抑或是充实因连年用兵而日渐空虚的国库，归根结底，都需要有源源不断的粮食产出。
减免赋税是“放水养鱼”，兴修水利是“挖塘筑坝”，而接下来要做的，便是“劝课农桑，增加产粮”，这是充盈鱼塘、收获粮食的根本。
临安的春日，柳絮纷飞，正是江南备耕的繁忙时节。
赵玮将目光从枢密院的军报舆图，转向了户部呈上的各地农桑奏报。
他召集司农寺、户部及几位熟知农事的地方官员，在东宫举行了一次特别的“问农”会议。
“诸位，”赵玮指着案上一份份描述各地春耕情况的奏报，眉头微蹙，“朝廷减免赋税，兴修水利，所为何来？无非欲使百姓得以喘息，土地得以生息。
然减免、兴修，皆是手段，增广田亩，多产粮谷，方是目的。
今江淮、两浙，地狭人稠，如何再增产出？荆襄、陇右，地广人稀，如何尽快垦复？
蜀中天府，久赖其力，如何更上层楼？诸位皆通晓农事，还请畅所欲言。”
司农寺少卿首先发言：“殿下，增产之道，不外乎尽地利、用人力、兴良法、广积储。
今我朝疆域，论地利，江淮、两浙，圩田、湖田已垦殖颇多，然精耕细作，尚有可为。
如推广区田法、代田法，深耕细作，粪肥勤施，一岁之收，或可再增一二成。
荆襄、两淮，荒地甚多，尤宜推行屯田，军屯、民屯并举。
陇右、川陕，山地、旱塬，可推广耐旱之粟、黍、豆，亦可试种来自西域的荞麦，其耐瘠薄，生长期短。”
一位来自江南的老农官补充道：“殿下，江南水乡，稻作乃本。
然稻种不一，收成悬殊。可令各州县，精选良种，相互调剂。
如占城稻，耐旱早熟，宜于高田；苏州红莲，米质上佳，宜于肥田。
官府可设‘种粮仓’，于丰年收购良种，荒年或春耕时贷于贫户。
此为一也。
其二，江南多圩田，然圩岸维护，水系调度，至关重要。
需定立章程，明确受益农户之责，合力修圩浚浦，方可保无虞。
其三，桑麻之利，不可偏废。
桑以饲蚕，得丝帛；麻以纺线，得布匹。
可于田埂、屋后广植桑麻，妇女操持，亦是生计。”
又一位曾任职关中的官员道：“殿下，西北之地，与江南不同。
地广而水缺，寒早而风劲。农事首重保墒。
宜推广代田法，亦可深翻曝晒，蓄积雪水。牲畜之力，尤为关键。
当保护并繁育耕牛、驮马，严禁私宰。可于川陕设立官营牧场，繁殖耕牛，贷于或售于农户。
再者，陇右新复，可招徕蜀中、关中善于旱作之民，给予田宅、种子、耕牛，定其居，安其业，则荒地可变良田。”
赵玮听得仔细，不时发问。
他来自后世，虽不精农事，但基本常识和“农业是立国之本”的理念是深入骨髓的。
他知道，这个时代的农业增产，主要依赖扩大耕地面积、提高单位产量、以及推广高产作物。
而这些，都需要朝廷政策的引导和实实在在的投入。
综合众人意见，并与赵构商议后，一套旨在“劝课农桑，增广粮储”的政令，以太子监国名义，陆续颁布：
一、《广垦荒田令》：
1. 招徕流民，给田垦荒：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荆襄、两淮、陇右等人少地多、荒地广阔的地区，大力招徕流民、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