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瑀府邸的冲天大火，映红了开京的夜空，也焚尽了高丽亲蒙派的核心。
随着崔瑀的死亡及其党羽的被清洗，一场迅雷不及掩耳的政变落下帷幕。然而，政变的成功，仅仅是高丽国运转折的开始。
摆在“复位”的高丽国王王皞和刚刚夺取权力的亲宋派面前的，是一个内外交困、危机四伏的烂摊子。
对内，政局远未稳固。
崔瑀虽死，但其数十年的经营，党羽遍布朝野、军队和地方。
一夜之间无法清除干净，漏网之鱼和潜在的同情者仍在暗处蛰伏，随时可能反扑。
支持政变的各方势力，动机不一：有真心拥宋的儒臣，有对崔氏专权不满的武将，有投机取巧的官僚，也有意图攫取更大权力的宗室。
如何平衡这些势力，论功行赏，分配权力，形成新的、稳定的权力结构，是当务之急。
此外，长期的武人专政和蒙古压榨，导致民生凋敝，国力空虚，急需恢复元气。
对外，则是更加迫在眉睫的致命威胁——蒙古的报复。
高丽单方面撕毁盟约，驱逐蒙古使者，公开倒向南宋，这无异于在蒙古帝国脸上狠狠掴了一记耳光。
以蒙古的行事风格，绝不会善罢甘休。
可以预见，一旦蒙古从其他战线腾出手来，或者认为高丽的背叛已触及底线，必然兴师问罪，大举讨伐。
以高丽目前的国力军力，能否抵挡得住蒙古雷霆万钧的打击？这是悬在每个人头顶的利剑。
因此，高丽新政权在政变成功后，几乎是以最快的速度，展开了双管齐下的行动：对内全力稳固政权，对外则紧急向新宗主国——南宋求援、固盟。
对内稳固：
1. 肃清余孽：以国王名义，大规模清洗崔瑀残余势力。
不仅抓捕、处决其核心党羽，还籍没其家产，以充国库，并安抚其他势力。
同时，发布赦免令，争取崔瑀阵营中下层人员的归附，以分化瓦解，避免逼出大规模的叛乱。
2. 封赏功臣：对参与政变、拥护国王“复位”的文武官员、宗室、将领，大肆封赏。
加官晋爵，赏赐财物土地，迅速构建起新的权力核心。
其中，在政变中表现突出的几位将领和文臣，进入了决策层。
3. 争取民心：宣布废除或减轻一些崔瑀时期为讨好蒙古而加征的苛捐杂税，减轻百姓负担。
同时，以“驱逐鞑虏，恢复正统，重光礼乐”为口号，宣扬政变的“正义性”，激发高丽臣民对本国文化传统和独立地位的认同感，凝聚人心。
4. 整军经武：深知蒙古报复在即，高丽新政权将工作重心放在军事上。
一方面，收编、整顿原崔瑀的军队，清除不可靠的军官，提拔亲信。
另一方面，利用南宋初步承诺的援助，加紧训练军队，修缮城池，囤积粮草，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战争。
对外固盟（重点是向南宋“称臣纳贡”）：
政变成功次日，高丽国王王皞便在亲宋派大臣的“辅佐”下，以最郑重的礼仪，正式接见了尚未离开的南宋秘密使者。
会面中，王皞痛陈多年来受制于崔瑀、屈身事蒙的“不得已”与“痛心疾首”，盛赞大宋皇帝的“天恩浩荡”与“遣使存问”，并正式表达了“愿世世代代，永为大宋藩属，谨守臣节，绝不背离”的意愿。
紧接着，高丽方面以最高效率，准备了一份极其丰厚的“投名状”：
国书与表文：由高丽国王亲笔书写盖印的国书，以及以高丽君臣名义上呈南宋皇帝、太上皇、太子的表文。
文中极尽谦卑恭顺之能事，正式宣布断绝与蒙古的一切关系，重新承认南宋为唯一正统，自身为“臣属之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