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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诸国深受钦察人侵扰之苦，内部又分裂混战，若能与这个强大的东方帝国建立联系，哪怕只是名义上的臣服或同盟，是否能借其威势，震慑乃至打击南方的钦察人？
是否能从与东方的贸易中获取巨大利益？是否能在与邻国公国的争斗中，获得一个强大的、潜在的外部支持？
“与其坐等未知的灾祸降临，不如主动派出使者，去探明虚实，表达善意。
若其真有吞并之心，我等的恭顺或可延缓灾祸；若其志在贸易、打击钦察，那我等便可从中牟利，甚至借力打力！”
诺夫哥罗德的大贵族会议上，一位睿智的波雅尔如此说道，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
诺夫哥罗德作为重要的商业共和国，对贸易的渴望压倒了对未知威胁的恐惧。
加利奇-沃伦的智者雅罗斯拉夫大公，则考虑得更深。
他不仅看到了贸易和抵御钦察人的好处，更想到了借助外力平衡内部分裂的罗斯政局，甚至可能利用东方帝国的承认，来增强自己争夺基辅大公之位、乃至统一罗斯诸国的合法性。
于是，一幕在东欧历史上颇为奇特的景象出现了。
多个罗斯公国，不约而同地，或公开或秘密地，派出了各自的使团，携带着礼物和国书，向着黑海南岸的拜占庭港口特拉布宗，以及更引人注目的——克里米亚半岛西南角的那个新兴的、小小的宋人据点“镇海”，进发了。
基辅大公的使者，带着谦卑的问候和请求“建立友好关系、共同应对草原威胁”的信件，首先抵达了特拉布宗，希望通过拜占庭总督的引荐，与宋人接触。
诺夫哥罗德的使团则更为直接，他们派出了经验丰富的商人使节，携带了珍贵的毛皮、琥珀、蜂蜜、蜂蜡，乘坐商船，绕过热那亚人控制严密的卡法，试图直接航行到“镇海”据点，进行“官方贸易”谈判。
加利奇-沃伦的雅罗斯拉夫大公，派出的使团规模最大，也最正式。
使团由一位贵族和一位东正教神甫率领，携带了更丰厚的礼物，以及用希腊文和斯拉夫文双语书写的、措辞更为恭谨的“国书”，书中称宋帝国为“伟大的东方皇帝”，雅罗斯拉夫自称“臣属”，请求“得到伟大皇帝的庇护，并开放贸易，准许罗斯商队前往东方帝国”，并隐晦地表示愿意协助宋帝国对付“南方草原上的野蛮人”。
甚至连一些较小的、地处偏远的公国，如梁赞、穆罗姆等，也闻风而动，派出了自己的使者，生怕在这股新出现的、可能改变东欧格局的巨大力量面前落了后，吃了亏。
一时间，从第聂伯河到黑海之滨，通往“镇海”据点的小路和海路上，出现了多支打着不同旗帜、操着不同方言、怀揣着不同心思的罗斯使团。
他们有的乘坐内河小船沿第聂伯河南下，在河口换乘海船或雇佣向导走陆路；有的直接从黑海北岸的罗斯港口乘船出发。
他们的到来，让原本孤悬海外、安静发展的“镇海”据点，骤然成为了东欧地区新的外交漩涡中心。
刘仁轨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纷至沓来的“朝贡”使团，先是愕然，随即是巨大的压力，但很快，久经行伍的沉稳让他冷静下来。
他严格遵循杨再兴“以守为主，广结善缘”的指示和王德用“收集四方消息”的嘱托，对所有到来的罗斯使团，无论大小强弱，一律以礼相待，但绝不允许其大股人员进入营寨核心区域，只允许正副使及少数随从在指定区域会面。
他热情接待，展示大宋的富庶与文明，显示军威，但言辞极为谨慎，绝不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
他反复向各路使者强调：自己只是“镇守此地的微末将领”，无权决定外交国策，诸位的好意和礼物，定当转呈“伟大的康居都督、安西大都护杨公”以及“遥远东方的伟大宋国皇帝陛下”。
他只负责维持此地安宁，保护合法贸易，并乐意成为罗斯诸国与东方帝国友好交流的桥梁。
同时，他安排通译和书记官，详细记录每一支使团的来历、目的、所带礼物、言行举止，并暗中观察其彼此间的关系。
他敏锐地察觉到，这些罗斯使者之间并非铁板一块，彼此提防，甚至隐隐有竞争之意。
来自诺夫哥罗德的使者对贸易细节问得最细；来自加利奇-沃伦的使者最关心“皇帝陛下”的认可和庇护；来自基辅的使者则更担忧“草原威胁”和宋军的未来动向。
刘仁轨将所有这些情报，连同收到的礼物、国书副本，通过定期往返于“镇海”与里海“镇海城”之间的交通船，源源不断地送交王德用和杨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