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的荣耀之夜似乎还在眼前，但生活的浪潮已经推着叶星辰奔向新的高度。
回国后的第二周，一封带有联合国标志的正式邀请函送到了她的办公室。邀请方是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下属的青年论坛，邀请她作为主讲嘉宾，在即将召开的“全球青年企业家与可持续发展”特别会议上发表演讲。
这是比“全球青年领袖”奖更具专业影响力的平台——在那里发言的，往往是各国政要、跨国公司CEO、诺贝尔奖得主。而她，将作为中国新生代企业家的代表，向世界讲述东方商业智慧与可持续发展实践的结合。
“论坛定在下个月初，日内瓦。”陈墨将详细的议程放在叶星辰办公桌上，“您的演讲安排在开幕式后的第一个主题环节，时长二十分钟。同台发言的还有瑞典一家环保科技公司的创始人，以及一位非洲女性教育公益组织的负责人。”
叶星辰翻看着议程，目光落在“演讲主题建议”那一栏：创新商业模式如何推动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
“压力不小。”她轻声说。
“但也是前所未有的机会。”陈墨眼睛发亮，“叶总，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您和‘星辰’的理念，将直接进入全球最高级别的政策讨论场。”
是的，叶星辰知道。
这不是又一个颁奖礼，不是一个荣誉的加冕，而是一个真正的、能够影响思考与决策的话语平台。她要说的话，可能会被写进报告，被各国代表带回自己的国家，成为政策制定的参考。
接下来的一个月，叶星辰几乎进入了闭关状态。
她推掉了所有非必要的社交和商业活动，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以上：上午处理“星辰”品牌和“星火计划”的日常事务，下午和晚上全部投入演讲准备。
这不是一篇简单的发言稿。她需要数据——关于中国乡村振兴的具体成效数据，关于“星辰基金”在云岭村项目的投入产出比数据，关于非遗手工艺在现代商业中的转化率数据。她需要案例——阿秀的故事要有，但不能只有阿秀；春婶们的转变要有，但必须放在更大的社会变革背景下。她需要理论框架——如何将她的实践，与联合国的十七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一一对应，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
顾晏之成了她最严格的“模拟听众”。
每个周末的晚上，叶星辰都会在他面前完整演练一遍演讲。顾晏之从不轻易夸奖，总是皱着眉头，提出一个又一个尖锐的问题：
“这里的数据来源够权威吗？联合国专家可能会追问细节。”
“阿秀的故事很感人，但会不会显得太个案化？你需要补充一个统计数据，说明类似处境的女童在中国农村的比例。”
“关于商业与慈善的结合，你强调‘可持续’，但有没有考虑过批评者可能说这是‘利用贫困营销’？你需要正面回应这个质疑，用更强大的逻辑。”
有时候，叶星辰会被问得哑口无言，只能懊恼地重新修改稿子。但更多时候，她会眼睛一亮，抓住那些问题背后的洞见，让演讲变得更加立体、更加无懈可击。
“你比我的顾问团还严格。”有一次演练后，叶星辰瘫在沙发上，半开玩笑地说。
顾晏之给她递上一杯温蜂蜜水：“因为我知道，站上那个讲台，你就不仅仅代表自己，也不仅仅代表叶氏或者‘星辰’。你代表的是中国新一代企业家的思考方式，是这个国家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实践探索。容不得半点马虎。”
叶星辰接过水杯，心里涌起暖流。是的，这就是顾晏之——他从不把她禁锢在“我的女人”这个身份里，而是永远能看到她更广阔的可能性，并全力托举她走向那个可能性的顶点。
出发前三天，叶星辰接到了云岭村打来的卫星电话。
是春婶打来的，声音因为信号不好而断断续续，但喜悦却清晰地传递过来：“叶总……我们……第一批货……卖出去了！按照您给的价……每人分了八百多……阿秀她奶奶……哭了……”
叶星辰握紧话筒，眼眶瞬间湿润。
八百多块钱，对城里人来说可能只是一顿饭、一件衣服。但对云岭村的妇女们来说，这是她们人生中第一笔完全靠自己手艺赚来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这意味着尊严，意味着选择权，意味着“我也可以”的底气。
“春婶，替我向大家说声恭喜。”叶星辰的声音有些哽咽，“这只是开始。好好干，以后会更好。”
“嗯！我们一定好好干！不辜负您！”春婶的声音充满力量。
挂断电话，叶星辰走到窗前，望着外面繁华的都市夜景。远处，“星辰”品牌的巨幅广告牌在夜空中闪烁，那是她商业帝国的标志。但此刻，她心里更清晰的画面，是云岭村那栋白墙灰瓦的校舍，是妇女们在灯下刺绣时专注的侧脸，是阿秀在黑板上写字时挺直的脊背。
商业的成功让她站在了这里，但正是这些灯火，让她知道自己要走向哪里。
日内瓦，万国宫。
十二月清晨的寒雾笼罩着莱芒湖，哥特式建筑的尖顶在雾中若隐若现。这座曾经是国际联盟总部、如今是联合国欧洲办事处所在地的建筑，静静矗立在湖畔，见证过人类历史上无数次关于战争与和平、贫穷与发展、分歧与合作的争论。
叶星辰穿着量身定制的深蓝色套装，内搭珍珠白丝质衬衫，长发盘成简洁的发髻。她拒绝了造型师提议的夸张首饰，只戴了一对小小的珍珠耳钉——这是母亲留下的遗物。
在休息室等待时，她遇到了同场演讲的另外两位嘉宾。
瑞典环保科技公司的创始人埃里克是个高大的金发男人，四十岁左右，眼神锐利，握手时力道很大：“叶女士，我看过你在纽约的演讲视频。很受启发。特别是关于商业与慈善融合的观点——在瑞典，我们更多通过税收和政策来调节，你们的方式更……直接。”
“直接有时意味着更高效。”叶星辰微笑回应，“但前提是模式设计要科学，监督要透明。”
来自肯尼亚的女性教育公益组织负责人阿玛拉，则是另一种气质。她穿着色彩鲜艳的民族服饰，笑容温暖而充满力量：“叶，我看了你们在山区建学校的报道。我们也在做类似的事情，但资金始终是大问题。你们通过商业反哺慈善的模式，给了我很多思考。”
三人简单交流了各自演讲的核心观点，发现虽然领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但内在逻辑惊人地一致：真正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让受益者成为参与者，让援助成为赋能，让短期投入转化为长期内生动力。
“看来，好的理念是相通的。”埃里克感慨。
轮到叶星辰上场了。
她走上那个曾经留下过无数历史性发言的讲台，调整了一下话筒。台下，是来自一百多个国家的代表、学者、企业家、媒体记者。摄像机镜头对准她，闪光灯不时亮起。
“尊敬的各位代表，女士们，先生们。”
她开口，英文流利，声音清晰而稳定。
“一年前，如果有人告诉我，我会站在这里，谈论商业如何推动可持续发展，我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过于宏大的命题。因为那时，我的世界还局限在一个具体的复仇计划里——夺回属于我的家族企业，让伤害我的人付出代价。”
开场白很个人，甚至有些冒险。但她看到台下不少人抬起了头，露出感兴趣的神色。
“我做到了。我夺回了企业，惩罚了恶人。但当我站在复仇的终点回望时，却发现内心有一片巨大的空白。商业的成功填补了尊严，财富的积累带来了自由，但然后呢？一个企业的终极价值，难道只是财务报表上的数字吗？”
她切换PPT，屏幕上出现云岭村的照片：泥泞的山路，破旧的房屋，妇女们粗糙的双手，孩子们渴望的眼睛。
“为了寻找答案，我去了中国西南的深山里。在那里，我见到了阿秀，一个十三岁就准备辍学嫁人的女孩；见到了春婶，一群手艺精湛却只能廉价出售劳动的妇女。我问她们需要什么，她们说：需要一条路，一技之长，一个不被命运早早定格的未来。”
照片切换：新建的学校，明亮的教室，妇女们在工坊里学习，阿秀在黑板上写字。
“所以我们建了学校，提供了培训，打通了销售渠道。三个月后，阿秀学会了读写和算术，春婶们靠自己的手艺赚到了人生第一笔‘工资’——每人八百元人民币。”
她停顿，让翻译跟上，也让这个数字在会场里沉淀。
“八百元，不多。但重要的是，这钱不是施舍，是劳动所得；这技能不是赠予，是自我赋能；这改变不是外力强加，是内生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