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工业厅会议室，气氛凝重得能滴出水来。
长条会议桌两侧，泾渭分明。
一边是以林凡、韩博为代表的红星厂团队，加上省汽车零部件厂的赵厂长、张总监等人。
另一边，是科锐公司华东区新任总经理戴维斯，一个四十多岁、金发碧眼的美国人，以及他带来的三名外籍技术专家和两名中国律师。还有省工业厅的几位领导和几位受邀的“第三方专家”。
林凡扫了一眼那些“专家”，心里有数了，其中两个是省里高校的教授，平时跟科锐有科研合作；还有一个是退休的老工程师，据说儿子在科锐上班。
“人都到齐了，我们开始吧。”主持会议的是工业厅的刘副厅长，五十多岁，面容严肃，“今天这个会，主要是应科锐公司的要求，对红星机械厂‘柔性装配系统’的技术数据和性能进行复核，同时讨论相关技术标准的制定问题。”
他看向戴维斯：“戴维斯先生，请你先陈述一下科锐公司的诉求。”
戴维斯用流利但带着口音的中文开口，语气礼貌但透着强势：“感谢刘厅长。首先，我要声明，科锐公司一贯尊重中国的市场规则，支持公平竞争。我们提出复核要求，并非针对红星厂，而是出于对行业健康发展和技术规范化的考虑。”
他顿了顿，打开面前的文件夹：“在之前的打擂中，红星厂展示的‘柔性装配系统’在换型速度、识别精度等方面，数据表现优异，甚至超过了我们科锐的同类产品。作为行业领先企业，我们对这些数据的真实性表示合理怀疑。”
“理由呢？”刘副厅长问。
“第一，技术可行性。”戴维斯示意身边的技术专家发言。
一个戴眼镜的外籍专家站起来，用英语说了一通，旁边的翻译同步翻译：“根据我们的技术评估，要在三十秒内完成视觉识别、程序切换、工装调整全流程，以目前公开的工业控制技术和算法水平，理论极限在四十五秒左右。红星厂的数据超出了现有技术框架。”
韩博立刻举手：“我有异议。”
“请讲。”刘副厅长点头。
韩博站起来，打开笔记本电脑，连接会议室的投影仪：“首先，关于技术可行性问题。贵司专家所说的‘四十五秒极限’，是基于传统的图像处理算法和集中式控制架构。而我们采用的是深度学习视觉识别+分布式边缘计算架构。”
屏幕上出现两张架构对比图。
“传统方案，图像采集后要传输到主控制器处理，再下发指令，链路长、延迟高。”韩博指着红星厂的方案，“我们的方案，在机械臂末端集成了专用处理单元，视觉识别和初步决策在本地完成，主控制器只负责协调和监控。这样，识别和响应的延迟从毫秒级降到微秒级。”
他调出一段代码和测试数据：“这是我们的算法核心，基于改进的YOLO框架，针对工业零件特征做了优化。识别一张图像的平均时间是0.12秒，加上机械臂响应时间，单次识别-动作循环在0.3秒内完成。换型过程中最多需要五次识别-动作循环，加上程序加载时间，三十秒是保守数据。”
外籍专家皱起眉头，和戴维斯低声交流了几句。
戴维斯说：“即使算法可行，但稳定性呢？工业环境复杂，光照变化、工件表面状态都会影响识别精度。你们演示时用的是理想条件下的新工件，实际生产环境中……”
“我们有实际生产数据。”韩博切换画面，“这是过去一周，在省汽车零部件厂三号车间，我们的设备连续运行168小时的生产记录。共处理四种型号工件，换型37次，识别成功率99.3%，装配合格率99.8%。所有数据都有实时记录，可以调取原始日志核查。”
赵厂长适时开口：“这些数据我们厂方已经验证过，确实属实。”
戴维斯沉默了几秒，换了个方向：“那么第二个问题，知识产权。我们注意到，红星厂的系统中使用了一些开源算法框架。根据国际通行的知识产权规则，基于开源代码的商业化应用需要遵守相应协议，并且不能闭源宣称完全自主创新。请问红星厂是否遵守了这些规则？”
这个问题很刁钻。
如果回答不好，就会被扣上“侵权”“不尊重知识产权”的帽子。
所有人的目光聚焦到林凡身上。
林凡笑了笑，不慌不忙：“戴维斯先生这个问题问得好。首先，我们尊重所有开源协议，系统中使用的开源组件都在合规范围内。其次，我要澄清一点，我们从未宣称‘完全自主创新’，我们说的是‘自主研发’。”
他看向韩博：“韩博士，解释一下区别。”
韩博点头：“自主研发，指的是我们在开源框架的基础上，做了大量的改进、优化和集成创新。比如视觉识别算法，我们改进了特征提取网络，增加了针对工业场景的数据增强和对抗训练，这些改进的代码是我们独立编写的，占总代码量的70%以上。再比如分布式控制架构，是我们完全自主设计的，与任何开源项目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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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调出代码仓库的贡献统计：“这是我们的开发记录，可以清楚看到每一行代码的贡献者。开源组件部分我们严格按照协议要求标注了出处。如果科锐公司有兴趣，我们可以提供详细的代码审计报告。”
戴维斯的脸色有些难看。
他没想到红星厂准备得这么充分。
“即使如此，”他强撑着说，“技术标准的制定应该基于广泛共识和行业最佳实践。科锐作为国际领先企业，在全球有上千套同类系统的应用经验。我们认为，标准制定应该以我们的技术方案为基础，兼顾其他厂商的实际情况。”
这话说得冠冕堂皇，但潜台词很明显：标准我来定，你们配合。
林凡笑了：“戴维斯先生，我不太明白。如果以科锐的方案为标准，那为什么在打擂中，我们的方案在效率、精度、能耗上都优于科锐？标准不应该以最好的技术为基准吗？”
“技术先进性和成熟度是两回事。”戴维斯身边的中国律师开口了，语气专业而冰冷，“科锐的方案经过全球市场验证，稳定性有保障。红星厂的方案虽然数据好看，但应用时间短，未经长期考验。制定行业标准，必须考虑风险控制。”
“所以我们就要用次一等的标准？”林凡反问，“因为更先进的技术‘未经长期考验’，就要让整个行业等它考验完了再进步？那技术进步的意义是什么？”
律师被噎了一下。
刘副厅长敲了敲桌子：“好了，不要争论。标准制定确实要兼顾先进性和成熟度。这样吧，我们请第三方专家发表意见。”
那几个“专家”互相看了看。
高校的王教授先开口：“从学术角度，红星厂的方案确实有创新性，尤其是在算法架构上。但正如戴维斯先生所说，工业应用要考虑稳定性。我建议，标准中可以采纳红星厂的部分指标作为‘推荐值’，但不作为‘强制要求’。”
退休的李工接着说：“我干了一辈子机械，知道新东西好用，但也知道新东西容易出问题。科锐的设备我在国外参观时见过，确实稳定。咱们制定标准，还是稳妥点好。”
最后一个张教授犹豫了一下，说：“我觉得可以折中。关键指标设置一个范围，比如换型时间，可以定在30-60秒之间。这样既鼓励创新，又给成熟技术留空间。”
听完这些“专家意见”，戴维斯脸上露出微笑。
这个结果，科锐可以接受标准不强制要求达到红星厂的水平，那科锐现有的产品就依然符合标准，市场地位不会受到根本冲击。
而红星厂，就算技术先进，也只能作为“高端选项”，无法凭借标准优势形成碾压。
赵厂长和张总监的脸色都不太好。
他们知道，如果标准真这么定，那省汽车零部件厂采购红星设备的“示范意义”就大打折扣，其他厂可能会想：既然标准没那么高，我为什么要多花钱买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