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下午，反对派果然在例会上发难。生产部长站起来说：“鉴于当前内部动荡，建议冻结一切外部谈判流程，优先处理人员流失问题。”
全场安静。
我看了一圈，没人说话。有几个中层低着头，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那是焦虑的表现。
我没反驳，也没拍桌子。散会后，单独约了那位财务总监，在楼梯间说了句：“我知道你们担心什么。人的问题，我会解决。”
他盯着我看了三秒，没问怎么解决，只点了点头，转身走了。
当晚，我让团队起草了一份《技术团队稳定计划》框架。内容不多，就三条：第一，收购完成后独立保留研发中心编制；第二，三年内研发投入不低于营收的百分之八；第三，建立中德联合技术委员会，中方不干预日常管理。
文件做完，我没锁电脑，也没加密邮件。第二天一早，就有消息传来：首席运营官主动联系助理，说想安排一次“非正式交流”，对象是几位关键技术负责人。
我知道，风向变了。
但真正让我确认突破口的，是一份从行业协会搞来的内部简报。上面写着：过去两个月，该企业提交的三项专利延期申请全部被驳回，理由是“核心发明人信息缺失”。而这三位发明人，恰好都在离职名单上。
他们不是单纯想阻止收购，而是想把厂搞成空壳，让谁都救不活。
高明。
但我更清楚，他们犯了个错——把技术人员当成筹码，却忘了这些人也有自己的判断力。
第三天清晨，我坐在临时办公点的会议室里，桌上摊着企业组织架构图。红笔圈出了几个名字，连线画到了研发中心。
助理走进来：“猎头那边反馈，有两位前员工愿意听听‘新方案’，但必须匿名接触。”
我看着图纸，手指停在“研发中心”那一栏，半天没动。
然后我说：“准备预约，今天下午，我要见研发部的几位老朋友。”
话音刚落，桌上的手机震了一下。
是本地法律顾问的消息：“人事主管刚提交了新一轮离职审批，涉及两名 senieer，流程已经走完，只差签字。”
我盯着那行字，慢慢把手机扣在桌上。
窗外天色微亮，远处厂区的探照灯还在扫，一圈一圈，像在数时间。
我抬头对助理说：“通知法务，启动紧急干预程序。另外，把那份稳定计划打印出来，送到人事主管家门口。”
助理愣了下：“现在？他还没上班。”
“就是要在他开门那一刻看见。”我站起身，“有些人以为，乱局是他们的盾牌。其实——”
我顿了顿，拿起外套。
“是我们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