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笑了。
赵叔嘴角也动了动，到底没绷住。
“你还挺会打比方。”他说。
“都是跟人学的。”我看着他，“您当年教我，做生意不是比谁嗓门大，是比谁看得远。现在搞宪章，也一样。”
他哼了一声，低头在本子上写：“需细化否决范围……增加监督机制……投票透明化……”
我知道，僵局破了。
张明松了口气，开始逐条宣读修订内容。有人提问，我一一回应。谈到委员会运作经费时，还开了个玩笑：“不能报销旅游费，最多一年开两次闭门会，餐标按公司中层标准走。”
又有人笑。
节奏一点点稳下来。
两个小时后，关键条款基本达成共识。文件上划掉的、加粗的、贴了便签的地方密密麻麻。张明收好原件，说马上出新版本送审。
我合上笔记本，正准备起身去趟洗手间，赵叔忽然叫住我。
“李哲。”
我回头。
“你儿子李昊的事，我听说了。”他说，“退学搞AI，你没压他？”
“压不住。”我说，“他做的事，将来可能救几千人命。我拿什么压？拿老子的身份？还是拿钱？”
“那你不怕他摔跟头？”
“怕。”我说，“但更怕他一辈子活在我的影子里。”
赵叔看了我很久，最后只说了一句：“那这次宪章，也算给他铺条路。”
我没答。
他知道我已经答了。
我重新坐下，示意张明继续下一项议程。
“接下来是信托受益人调整机制。”张明翻开下一份材料，“原定每三年评估一次资格，现建议增加动态触发条件——如连续两年未参与家族大会，或从事与集团主业竞争业务，自动暂停权益。”
话音刚落，门口传来敲门声。
助理探头进来，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刚收到的，寄给您的，没写寄件人。”
我接过，拆开。
里面是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我父亲年轻时站在工厂门口的样子，背后挂着横幅，写着“哲远机械厂成立仪式”。
翻过来，背面一行手写字：
“有些东西，传下去比守住更重要。”
我盯着那句话，没动。
会议室里所有人都看着我。
张明停下了汇报。
赵叔缓缓开口：“那是1987年。你爸那天说了句话——办企业，不是为了让自己姓什么，是为了让更多人活得有名字。”
我抬起头，把照片轻轻放在桌上，正面朝上。
然后我说：“继续吧。下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