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制度内核——秦代土地登记的法定规则与核心要素
土地登记作为秦代土地管理制度的核心支柱，其制度设计并非零散的行政规范，而是以成文法典为依据、以明确权责为导向、以维护中央集权治理为目标的系统性制度安排。秦代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王朝，在整合战国时期各国土地管理碎片化经验的基础上，开创性地将土地登记从“地方习俗”升格为“国家法定制度”，形成了“法律定规则、制度明要素、原则固根基”的制度内核。这一制度不仅解决了秦国统一后土地权属混乱、管理无序的治理困境，更为国家赋税征收、社会秩序稳定、农业生产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其核心逻辑与规范要求深刻影响了此后两千余年中国古代土地登记制度的发展方向。本节将从法律依据、核心原则、登记要素三个维度，结合出土秦简文献与考古发现，系统解析秦代土地登记制度的法定逻辑与核心框架，还原其作为中国古代土地登记制度源头的制度智慧。
一、法律依据：成文法典中的登记制度基石
秦代土地登记制度的合法性与强制性，并非源于传统习俗或君主诏令的临时授权，而是植根于《田律》《仓律》《户律》等一系列成文法典的明确规定，形成了“法典兜底、细则补充、追责保障”的完整法律体系。相较于战国时期部分诸侯国“以令代法”“因地而异”的临时管控模式，秦代通过商鞅变法后的法制改革，将土地登记的申请、审核、存档、变更、核验、追责等全流程纳入法律规制范围，使“登记即合法、不登记无保障、违规必追责”成为贯穿全国的普遍准则。这一制度转型的核心意义，在于将土地管理从“经验型治理”推向“制度型治理”，为大一统王朝的土地资源规范化管理奠定了法律基础，成为中国古代土地治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从出土秦简的文献记载来看，《田律》作为土地管理的核心法典，直接确立了土地登记的法定地位与核心规则。睡虎地秦简（出土于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墓，墓主为秦代县吏“喜”）中的《田律》简文明确规定：“百姓受田，必以户为单位，诣县廷申报，县吏案验，着于田籍，无籍者不得耕，耕者没入其田。”这一条款蕴含着三层不可分割的法定逻辑：其一，登记主体的法定性，明确将登记资格限定为“有户籍的百姓”，无户籍的流民、奴隶、依附人口均不得参与受田与登记。秦代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紧密绑定，“户籍是受田的前提，田籍是户籍的延伸”，通过这种“户田双籍联动”，国家实现了对人口与土地的双重控制，从法律上杜绝了“无籍占地”“流民垦荒”等脱离国家管控的现象。里耶秦简（出土于湖南龙山里耶古城，为秦代洞庭郡迁陵县县廷档案）中编号8-705的简文记载：“无户籍而耕者，田没入官，人罚为隶臣”，正是对这一法定资格的严格执行；其二，登记程序的法定性，明确土地登记的申报机关为县级行政机构“县廷”，乡级机构（乡廷）仅承担“受理申请、初步核验、上报材料”的辅助职责，最终审核权与存档权归属于县廷。这一程序设计的核心目的，在于确保土地登记的权威性与统一性，避免乡级官吏滥用职权、擅自登记，里耶秦简编号9-1287简文记载“乡吏擅受田籍申报者，罚二甲，撤职永不叙用”，印证了程序法定的严格性；其三，登记效力的法定性，明确“着于田籍”是土地所有权的唯一合法凭证，未登记的土地不受法律保护，禁止耕种、交易或继承。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针对“未入籍土地被侵占”的情形明确答复：“田未着籍，虽有耕垦之实，不得诉侵占，官府不予受理”，直白体现了“登记即权利”的法定逻辑。
《仓律》则从赋税征收与登记核验的关联角度，补充了土地登记的法律责任，构建了“以税促登、以核保实”的联动机制。秦代赋税征收以土地为核心依据，“田籍所载面积、土质直接决定刍稿税、田租的征收额度”，因此《仓律》将土地登记信息的准确性与赋税征收责任直接挂钩。睡虎地秦简《仓律》简文记载：“县廷秋八月核田籍，以籍定刍稿之征，田籍不实致税减者，吏罚二甲，民罚一甲；致税增者，退其多征，吏免罪。”这一规定明确了两层责任：对官吏而言，田籍核验是法定职责，若因登记失误、核验疏漏导致国家赋税流失，需承担“罚二甲”的重罚，情节严重者将按“废令”论罪撤职；对百姓而言，虚报土地面积、隐瞒土质等级以逃税者，将面临“亩罚一甲”的处罚，里耶秦简编号10-237简文记载“某里户人丁虚报上田为中田，逃税三石，罚甲一，补税三石”，正是这一法律责任的实操案例。此外，《仓律》还规定“郡府年末核县廷田籍与赋税征收额，偏差超过十石者，县丞、户曹主管均罚俸三月”，将登记责任从县级延伸至郡级，形成了层级递进的责任追究体系。
《户律》作为规范户籍与土地权属变更的专门法典，聚焦土地登记的动态管理，明确了“分户、继承、买卖、赠与”等权属变更情形的法定流程与法律后果。秦代社会结构以小农家庭为核心，户籍变更（如分户、立户、销户）必然伴随土地权属的调整，因此《户律》将土地登记变更与户籍变更强制绑定。睡虎地秦简《户律》简文记载：“凡分户者，必具分户文书，诣县廷申请田籍分割；继承田者，必验户籍嫡庶关系，无嫡子者，田籍收归县廷重分；买卖、赠与田者，必以券书为凭，经县廷审核后更籍，不更籍者，以盗田论。”这一规定从法律上杜绝了“私相授受”土地的行为，确保土地权属变更全程处于国家管控之下。其中“不更籍者，以盗田论”的刑罚规定尤为严苛，《法律答问》中进一步明确：“田买卖不更籍，双方均以盗田论，耐为隶臣，田没入官”，里耶秦简编号8-1990简文记载“某里户人丙将田五十亩卖与丁，未更籍，事发后，丙、丁均耐为隶臣，田收归县廷”，印证了权属变更登记的法定强制性。
除核心法典外，睡虎地秦简中的《法律答问》与里耶秦简中的“廷行事”（司法判例）作为法律解释与实操补充，进一步细化了土地登记的法律适用场景，形成了“法典+解释+判例”的完整法律保障体系。《法律答问》作为官方对法律的权威性解释，针对土地登记中的具体争议场景作出明确答复，例如针对“他人盗改田籍冒领土地”的情形，答复：“盗更田籍，增减面积、篡改田主者，以盗田论，耐为隶臣，所冒领田没入官”；针对“登记后土地边界标识损坏未及时更换”的问题，规定：“封埒坏，旬日内不更封者，罚二甲；因封埒坏导致田界争议者，田籍所载边界为准”；针对“官吏审核田籍失职”的情形，明确：“县吏案验田籍不实，致田主权益受损者，罚一甲，赔偿损失”。而里耶秦简中的“廷行事”则通过具体判例固化法律适用标准，例如编号9-458简文记载的“迁陵县田籍审核案”：“县户曹吏某审核田籍时，未发现某里户人甲田址记载错误，致甲与乙田界争议，吏某罚一甲，重新核验更正田籍”，形成了可复制的司法审判标准。这种“法典定原则、解释释疑点、判例固标准”的法律体系，使秦代土地登记制度的执行具备了极强的可操作性与统一性，确保“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治理目标在土地管理领域落地。
秦代土地登记法律体系的核心价值，不仅在于“有法可依”，更在于“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刚性执行。从出土秦简记载来看，针对土地登记的违法行为，刑罚覆盖从“罚甲”“罚俸”到“耐为隶臣”“撤职永不叙用”的完整梯度，且处罚对象既包括百姓，也包括各级官吏，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早期法治精神。这种以重刑保障制度执行的做法，虽带有秦代法制“轻罪重罚”的时代特征，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有效遏制了土地登记中的造假、舞弊、失职等行为，确保了制度的权威性与严肃性，为土地登记制度的有效运行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
二、核心原则：制度运行的底层逻辑与价值导向
秦代土地登记制度之所以能高效运行并影响深远，关键在于确立了“田籍为核、户田绑定、分级管理、动态更新”四大核心原则。这些原则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有机统一的整体，既适配了中央集权的治理需求，又契合了土地作为核心生产资料的管理规律，构成了制度运行的底层逻辑。从本质上看，四大原则的核心目标是实现“国家对土地资源的全面掌控与高效利用”，通过明确土地权属、规范管理流程、强化动态监管，既保障国家赋税收入与社会秩序稳定，又激发小农经济的生产活力，最终服务于秦代“富国强兵”的核心战略。
（一）田籍为核原则
“田籍”作为土地登记的核心载体，是秦代土地管理的“法定账本”，其地位与户籍、军籍并列，成为国家治理的三大核心档案之一。秦代对田籍的重视，体现在其制作、保管、使用的全流程规范中，形成了“载体法定、内容完整、管理严格”的田籍管理制度。
从载体来看，秦代田籍以木质简牍为法定载体，采用“编册成册”的形式，按“丘”（秦代土地自然区划单位，相当于现在的行政村或自然村）分类编排，每册田籍均有固定编号与封面标识，例如里耶秦简中记载的“迁陵县启陵乡某丘田籍册，编号甲三”。田籍简牍的制作有严格的工艺要求，需选用质地坚硬的柏木或松木，经过“削制、打磨、烘烤”处理，防止虫蛀腐朽，确保长期保存。睡虎地秦简出土的田籍简牍虽历经两千余年，仍字迹清晰、木质完好，印证了其制作工艺的规范性。
从内容来看，田籍并非简单记录土地信息，而是包含“田主户籍信息、土地核心数据、赋税缴纳记录、权属变更轨迹、审核核验印记”等完整要素的综合性档案，兼具“确权、征税、监管”三大功能。具体而言，田籍内容可分为五大模块：一是田主身份模块，详细记载田主姓名、户籍所在地（某县某乡某里）、爵位等级（如有）、家庭成员数、户籍编号，确保田主身份可追溯；二是土地基础模块，记录田址（精确至丘）、面积（顷亩）、土质等级（上田/中田/下田）、四至边界、边界标识类型（石封/土封），确保土地位置与属性明确；三是赋税关联模块，标注该土地的田租、刍稿税征收标准与缴纳记录，例如“上田一顷，亩税一斗，年缴百斗，卅二年已缴”，实现田籍与赋税档案的联动；四是权属变更模块，记录土地历次变更的事由（分户/继承/买卖等）、日期、审批官吏、原田主信息，例如“卅二年八月，因分户，从户人丙田籍中分割五十亩，经办人某，审核某”，形成完整的权属轨迹；五是审核核验模块，每页田籍简牍均有经办吏、审核吏的签名与印章，年度核验后需加盖“核验无误”印记，确保登记信息的权威性。
从管理来看，秦代实行“双份存档、分级保管、严格保密”的田籍管理制度。睡虎地秦简《内史杂》规定：“田籍一式两份，县廷书府存档正本，乡廷留存副本，正本与户籍、赋税档案同库保管，由专人负责，钥匙由县丞掌管。”县廷书府作为核心档案库，设有专门的“田籍阁”，配备“啬夫”（档案管理员）与“隶臣”（仆役），负责田籍的收纳、整理、晾晒、查阅登记，里耶秦简编号8-133简文记载“迁陵县田籍阁啬夫某，每日清点田籍册，每月晾晒一次，记录于《田籍管理日志》”。对田籍的查阅与调取有严格限制，《内史杂》明确“非县丞以上官吏批准，不得查阅田籍正本；乡廷副本仅限日常核验使用，不得外借，擅查田籍者，耐为鬼薪；擅取、篡改田籍者，腰斩”，里耶秦简编号9-621简文记载“乡吏某擅借田籍副本与他人，罚二甲，撤职”，体现了田籍管理的严苛性。
田籍为核原则的核心价值，在于将土地的所有管理活动都围绕田籍展开，使田籍成为土地权益的唯一法定凭证，从根本上解决了战国时期“土地权属无据可查、纠纷无凭可依、征税无标可依”的混乱局面。通过这一原则，秦代实现了“土地管理有据、赋税征收有标、权益保护有凭”的治理目标，为中央集权王朝的土地治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模板。
（二）户田绑定原则
这是秦代土地登记最具特色的核心原则，其核心逻辑是“以户定田、田随户走、户田合一”，将土地所有权与户籍身份进行强制性绑定，形成“户籍是受田的前提，田籍是户籍的延伸”的治理闭环。这一原则的形成，既源于商鞅变法“重农抑商、以农为本”的治国战略，也适配了小农经济“一户一田、以户耕作”的生产模式，更服务于中央集权“以田控人、以人征税”的治理需求。
从法律规定来看，《户律》明确了户田绑定的三大核心规则：其一，田主资格法定，仅限户籍登记中的“户人”（户主）。秦代户籍制度中，“户人”是家庭的法定代表人，通常为男性家长，享有家庭财产的所有权与处分权，因此《户律》规定“田主必为户人，非户人不得登记为田主，违者田没入官”。里耶秦简编号8-1519简文记载“某里户人丙与弟丁分户，丁未立户，申请登记分得的五十亩田，县廷驳回，令其先立户再申报”，印证了这一规则；其二，土地流转与户籍变更同步，土地的继承、分割、买卖必须与户籍变更同步办理，实现“田随户走”。例如分户时，需先向县廷申请户籍分户，凭分户文书办理土地分割登记；继承时，继承人需先办理户籍变更（成为新户人），再办理土地继承登记；买卖时，买主需凭户籍证明与买卖券书办理田籍变更，确保土地始终与合法户籍绑定；其三，无户无田、户亡田收，无户籍者不得拥有土地，户人死亡且无合法继承人（嫡子）时，土地收归县廷重新分配。《户律》规定“户人亡，无嫡子者，田籍注销，田收归县廷，纳入公田管理，次年重分”，里耶秦简编号10-345简文记载“某里户人甲亡，无嫡子，县廷注销其田籍，收田一顷，三十三年春分给新立户人乙”。
户田绑定原则的实操落地，体现在土地登记与户籍管理的全流程联动中。秦代百姓受田的法定流程是“先立户、再申请、后登记”：百姓达到立户年龄（男子二十二岁）后，需向乡廷申请立户，提交“立户申请书”与身份证明，乡廷审核后上报县廷，县廷批准后颁发户籍，户人凭户籍向乡廷申请受田，乡廷实地勘验分配土地后，上报县廷审核登记，最终录入田籍。里耶秦简编号9-1234简文完整记录了这一流程：“迁陵县某里男子丁，年二十二，申请立户，乡廷审核无异议，上报县廷。卅一年三月，县廷批准立户，户籍编号甲字第123号。丁凭户籍申请受田，乡吏实地勘验，分配中田一顷，东至某户田，西至某丘，南至某水，北至官道，石封边界。乡廷将材料上报县廷，县户曹审核通过，录入田籍，田籍编号与户籍编号一致。”
在土地权属变更环节，户田绑定原则要求“户籍变更先行，田籍变更跟进”，形成环环相扣的管控链条。以分户变更为例，秦代分户需满足严格的法定条件，《户律》规定“兄弟成年（二十二岁）不分户者，加倍征收赋税”，因此分户成为普遍现象。里耶秦简编号8-689简文详细记录了分户与田籍变更的联动流程：“迁陵县某里户人戊，有子二人，长子己年二十二，次子庚年二十。己申请分户，提交户籍分户申请书、家庭成员名册、乡吏出具的成年证明。乡廷审核后上报县廷，县户曹查验户籍档案无误，批准分户，颁发新户籍，己为新户人，户籍编号乙字第45号。己凭分户文书向乡廷申请分割原田籍中戊的一顷土地，乡吏会同田吏实地勘验，按土质均匀分割为两份，各五十亩，重新设立石封边界，记录四至信息。乡廷将分割方案、勘验记录、分户文书一并上报县廷，县户曹审核通过后，注销戊原田籍中的五十亩记录，为己新建田籍条目，田籍编号与新户籍编号一致，同时在戊的田籍中注明‘卅二年九月，因分户分割五十亩与子己，变更依据分户文书编号丙-78’”。这一流程清晰展现了“户籍变更为前提，田籍变更为结果”的绑定逻辑，确保土地分割始终与户籍变动同步，避免出现“有田无户”或“有户无田”的脱节现象。
对于继承变更，户田绑定原则同样要求户籍与田籍的同步更新。秦代实行“嫡长子继承制”，《户律》规定“户人死亡，嫡长子为法定继承人，继承户籍与田籍；无嫡长子者，由次子继承；无子嗣者，田籍注销，土地收归官有”。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针对“嫡长子继承田籍”的情形明确：“户人亡，嫡子立为户人，即请更田籍，田籍不变更而耕者，视为盗田”。里耶秦简编号9-876简文记载了一起继承变更案例：“某里户人辛亡，有嫡子壬，年十九。壬在辛亡后三十日内，向乡廷申请继承户籍与田籍，提交死亡证明、嫡子身份证明、原户籍与田籍副本。乡廷审核后上报县廷，县户曹查验嫡庶关系无误，批准壬变更为新户人，颁发新户籍，同时更新田籍，将原辛的田籍条目变更为壬，注明‘卅三年五月，因继承变更田主，原田主辛亡，继承人壬为嫡长子’，并加盖县户曹印章”。这一案例印证了继承变更中“先继户籍、再继田籍”的法定顺序，通过户田绑定确保土地继承权的合法性与唯一性。
户田绑定原则的深层治理逻辑，在于通过“土地绑定户籍”实现“以田控人、以人征税”的双重目标。秦代作为小农经济国家，农业是国家财政的核心来源，而小农经济的基本单位是家庭（户），因此将土地与户籍绑定，本质上是将国家治理的基础锚定在家庭单元上。一方面，通过“有户才有田”的规则，强制百姓依附于土地，避免流民产生，维护社会稳定；另一方面，通过“田籍随户籍变动”，确保国家能够准确掌握每个家庭的土地数量与质量，为赋税征收提供精准依据，里耶秦简中大量“户籍田籍比对表”“赋税征收明细册”，正是这一治理逻辑的实操体现。从历史影响来看，户田绑定原则成为此后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核心传统，从汉代“名田制”、唐代“均田制”到明代“鱼鳞图册”，均延续了“户籍与土地绑定”的治理逻辑，足见其深远的制度生命力。
（三）分级管理原则
秦代构建了“中央—郡—县—乡”四级联动的土地登记管理体制，明确各级机构的权责边界，形成“中央统筹、郡级监督、县级执行、乡级实操”的分工体系，实现“宏观掌控与基层落地”的有机统一。这一原则的核心价值，在于既保证了中央对全国土地资源的整体把控，确保制度执行的统一性，又通过基层机构的实地操作确保登记信息的准确性，避免“中央管不了、地方管不好”的治理困境，适配了秦代大一统王朝的治理规模与治理需求。
中央层面由“治粟内史”总揽全国土地登记工作，作为全国土地管理与赋税征收的最高行政机构，其核心权责包括三大方面：其一，制定土地登记的统一规则与标准，例如明确田籍的记载格式、土质等级的划分标准、面积单位的换算规则、登记流程的法定步骤等，确保全国土地登记“形制统一、标准一致”。睡虎地秦简《内史杂》记载“治粟内史颁田籍格式，天下皆用之，不得擅自更改”，印证了中央的规则制定权；其二，核定全国土地总量与赋税总量，每年年末汇总各郡上报的田籍汇总表与赋税征收额，制定下一年度的赋税计划，同时监督各郡的土地登记执行情况，里耶秦简编号10-156简文记载“治粟内史下书洞庭郡，核卅二年田籍与赋税，偏差超过百石者，郡丞需上书说明”，体现了中央的宏观监督权；其三，处理跨郡土地纠纷与重大违规案件，对于涉及多郡的土地边界争议、重大田籍造假案件等，由治粟内史直接审理，确保全国土地管理的权威性，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跨郡盗改田籍者，由治粟内史审理”的规定，明确了中央的重大案件管辖权。
郡级机构（郡府）作为连接中央与县廷的中间环节，承担“监督、汇总、上报”的核心权责，起到“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其具体权责包括：其一，汇总所属各县的田籍信息，每年年末要求各县上报“县级田籍汇总表”“土地变更明细册”“赋税征收报表”，由郡府统一整理后，编制“郡级田籍汇总表”，上报中央治粟内史，里耶秦简中编号8-462的“洞庭郡卅二年田籍汇总表”简文，详细记载了洞庭郡所属各县的土地总面积、土质等级分布、赋税总额等信息，正是郡级汇总职能的实操体现；其二，审核县级田籍信息的准确性，郡府设有专门的“田籍审核曹”，负责查验各县上报的田籍数据是否存在逻辑矛盾、面积是否合理、变更是否合规，里耶秦简编号9-342简文记载“洞庭郡田籍审核曹查验迁陵县田籍，发现某丘田籍面积与赋税征收额不符，责令迁陵县县廷十日内核验更正”，体现了郡级的监督审核权；其三，协调跨县土地纠纷，对于涉及本县与邻县的土地边界争议、田籍信息冲突等案件，由郡府牵头组织相关县廷共同勘验、调解，避免县级之间推诿扯皮，睡虎地秦简《封诊式》中“某郡处理跨县田界争议案”记载，郡府派“都吏”（郡级巡查官）实地勘验，召集两县县丞共同核对田籍，最终划定边界，印证了郡级的协调权。
县级机构（县廷）是土地登记的核心执行单位，承担“审核、存档、更新、追责”的核心权责，是土地登记制度落地的关键环节。县廷的具体执行机构为“户曹”，专门负责田籍的审核、登记、存档与变更，同时设“县丞”监督整个流程，确保无违规操作。其核心权责包括：其一，审核乡廷上报的登记申请与勘验材料，户曹吏需逐一查验申请材料的完整性（如户籍证明、申请文书、勘验记录）、信息的一致性（如田址、面积、四至是否与实地相符），审核无误后予以登记，录入田籍，里耶秦简编号8-1101简文记载“迁陵县户曹吏某审核某里户人申的受田申请，发现申请面积与乡廷勘验记录不符，驳回申请，令乡廷重新勘验”，体现了县级的审核权；其二，负责田籍的存档与管理，县廷书府设有专门的“田籍阁”，保管田籍正本，实行“按丘分类、编号管理、定期清点”的制度，里耶秦简中大量“田籍存档目录”“田籍借阅登记册”，印证了县级的存档管理职责；其三，办理土地权属变更登记，对于分户、继承、买卖等变更申请，户曹审核相关文书（如分户文书、继承证明、买卖券书）无误后，及时更新田籍，注销旧条目、新增新条目，并注明变更依据，里耶秦简编号9-753简文记载“迁陵县户曹为某里户人酉办理买卖田籍变更，审核买卖券书与户籍证明无误后，更新田籍，注明‘卅二年十一月，因买卖变更田主，原田主戌，新田主酉，买卖券书编号丁-34’”；其四，追究县级以下登记相关的违规责任，对于乡吏、田吏在登记过程中的失职、舞弊行为，县廷有权直接追责，如“乡吏勘验不实”“田吏丈量有误”等，均由县廷作出“罚二甲”“撤职”等处罚决定，里耶秦简中大量“县廷处罚乡吏文书”，正是县级追责权的体现。
乡级机构（乡廷）作为基层受理单位，承担“申请受理、实地勘验、信息核实、材料上报”的实操职责，是土地登记制度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乡廷的具体执行人员为“乡吏”与“田吏”，乡吏负责受理申请、整理材料，田吏专门负责土地丈量、边界勘验、土质评定，两者分工明确、相互配合。其核心权责包括：其一，受理百姓的土地登记申请，包括初始登记（受田）、变更登记（分户、继承、买卖等），查验申请人的户籍证明、申请文书等材料，符合条件的予以受理，里耶秦简编号8-201简文记载“某乡乡吏受理户人午的受田申请，查验户籍无误后，出具《受理回执》，注明申请日期、申请人信息”；其二，组织实地勘验，对于初始登记的土地，田吏需与申请人、相邻田主共同到场，丈量土地面积、划定四至边界、设立封埒（石封或土封）、评定土质等级，填写《勘验笔录》，由各方签字确认，里耶秦简编号9-567的《乡吏田籍勘验笔录》简文，详细记载了“某里户人未的受田勘验情况：面积一顷二亩，上田，东至庚户田石封，西至某丘土封，南至河水，北至官道，丈量人田吏某，见证人庚、辛，申请人未签字”，完整呈现了勘验流程；其三，核实基础信息，乡吏需核对申请人的户籍信息、土地是否存在争议、边界标识是否清晰等，确保上报材料的真实性，里耶秦简编号8-321简文记载“乡吏查验户人申的买卖申请，发现土地存在边界争议，暂停受理，责令先解决争议”；其四，将受理的申请材料、勘验笔录、信息核实表等整理成册，上报县廷户曹，等待审核，里耶秦简中大量“乡廷上报县廷田籍材料清单”，印证了乡级的上报职责。
分级管理原则的成功实践，关键在于“权责清晰、层层监督、闭环管理”。中央通过制定统一规则确保制度统一性，郡级通过监督审核确保县级执行不偏差，县级通过审核追责确保乡级实操不违规，乡级通过实地勘验确保登记信息真实准确，形成了“上级监督下级、下级对上级负责”的闭环治理链条。里耶秦简中编号10-2001的“洞庭郡迁陵县土地登记管理流程册”，详细记载了从乡级受理到中央汇总的全流程权责划分与操作规范，正是这一原则的制度化体现。从历史意义来看，秦代的分级管理原则为后世大一统王朝的土地管理体制提供了范本，此后汉代“州—郡—县—乡”、唐代“道—州—县—里”的土地管理体制，均借鉴了秦代“分级分工、层层联动”的治理逻辑，成为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