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田县档案馆藏宋代“乡约调解案卷”残片，记录了一起典型的邻里纠纷调解案例：北宋元佑年间（1086-1094年），村民张三与李四因宅基地边界问题发生争执，张三认为李四侵占了自家宅基地，将李四的院墙推倒，李四则反诉张三“故意毁坏财物”。乡约受理后，纠察实地测量宅基地边界，查阅了双方的土地契约，并走访了村里的老住户，最终确认李四确实侵占了张三半尺宅基地。约正主持调解时，并未简单判定李四“违约”，而是从“邻里和睦”的角度出发，劝说李四“退还侵占的宅基地，并向张三道歉”，同时劝说张三“原谅李四的过失，不得再毁坏其财物”。最终，双方达成和解协议：李四在三日内拆除侵占部分的院墙，退还宅基地；张三向李四赔偿毁坏院墙的损失；双方承诺今后“和睦相处，互不相犯”。这种调解方式既维护了受害者的权益，又避免了矛盾激化，体现了“以和为贵”的治理智慧——这正是宋代乡约调解区别于国家司法的核心特质。
与国家司法相比，乡约调解具有三大优势：一是效率高，通常在一周内即可完成调解，无需繁琐的文书手续；二是成本低，不收取任何费用，避免了“打官司贵”的问题；三是效果好，通过民间舆论与道德约束，确保协议能够得到执行，且能修复邻里关系，实现“案结事了”。《宋史·孝义传》记载，宋代许多乡村“纠纷不出乡，诉讼减大半”，正是乡约调解功能发挥作用的直接体现。
三、奖惩机制：扬善抑恶的“道德约束体系”
《吕氏乡约》的奖惩机制以“道德激励”为主、“物质奖惩”为辅，通过“善簿”与“恶簿”的记录、公开表彰与劝诫、酒食奖励与逐出乡约等方式，构建了一套“正向激励+反向约束”的道德约束体系。这套机制虽无国家强制力，却通过民间舆论的压力、道德声誉的价值，对乡人的行为产生了强大的规范作用，其核心逻辑是“以礼化民、自我约束”——通过明确的善恶标准与奖惩规则，引导乡人自觉遵守公序良俗，实现“不用刑罚而民自化”的治理目标。
（一）善恶标准：贴合乡土的行为规范
《吕氏乡约》将乡人的行为明确分为“善”“恶”两类，每类又细分具体条目，形成了一套贴合乡村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体系。这些标准既源于儒家伦理，又融入了民间习俗，具有极强的针对性与可操作性。
“善”的标准主要包括四大类：一是“德业相劝”类，如“居家孝悌，事父母恭敬、养其老弱”“与人忠信，言而有信、不欺瞒他人”“勤俭持家，务本业、不游手好闲”“乐善好施，救助贫弱、周济患难”等；二是“礼俗相交”类，如“尊老爱幼，遇长者礼让、对幼者慈爱”“邻里互助，农忙时相互帮忙、遇困难时伸出援手”“宴集有节，不酗酒、不喧闹、不浪费”等；三是“患难相恤”类，如“救助水火，邻里遭遇火灾、水灾时全力救援”“帮助病弱，照料患病乡邻、提供医药”“保护孤弱，抚养孤儿、赡养孤寡老人”等；四是“其他善行”类，如“维护公共设施，修缮道路、桥梁、水井”“见义勇为，制止盗窃、斗殴等恶行”等。
“恶”的标准同样包括四大类：一是“犯义之过”，如“不孝不悌，辱骂父母、虐待子女”“不忠不信，欺骗他人、背信弃义”“不仁不义，见死不救、落井下石”等；二是“犯约之过”，如“违反乡约条文，不参加聚会、不缴纳约费”“不接受劝诫，屡教不改”“诬告他人，捏造事实、陷害乡邻”等；三是“不修之过”，如“游手好闲，不务正业、酗酒赌博”“宴集无节，酗酒喧闹、惊扰邻里”“言行不端，说脏话、做不道德之事”等；四是“其他恶行”，如“盗窃财物、打架斗殴、侵占他人田产”等。
这些善恶标准的显着特点是“接地气”——没有空洞的道德说教，而是聚焦于乡村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行为，让乡人能够清晰地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例如，“宴集无节”被列为“不修之过”，正是因为宋代乡村宴集频繁，部分乡人酗酒喧闹、惊扰邻里，影响了乡村秩序；“农忙互助”被列为“善行”，则是因为农耕生产需要邻里协作，这一标准贴合了农民的生产生活需求。
（二）奖励机制：精神激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
乡约的奖励机制以“精神激励”为主，通过公开表彰、记入善簿等方式，提升善行者的道德声誉；同时辅以“物质奖励”，给予酒食、衣物、粮食等实物，形成“精神+物质”的双重激励。
精神激励的核心方式是“每月聚会公开表彰”。每月常规聚会时，约正会宣读本月的“善簿”记录，详细介绍善行者的事迹，然后带领全体乡约成员向其致敬，称赞其“为乡人之楷模”。这种公开表彰的仪式感，极大地满足了乡约成员的荣誉感，也让善行者的事迹在乡村中广泛传播，形成示范效应。蓝田县出土的“善簿”残片显示，某村民因“赡养继母二十年如一日，继母患病时衣不解带照料”被记入善簿，在聚会中受到公开表彰后，“全村十余户村民纷纷效仿，善待家中老人，孝悌之风盛行”——这正是精神激励产生的群体示范效果。
除了公开表彰，善行者的事迹还会被记入“乡约善簿”，并抄送县府，由县府授予“乡贤”“孝义”等荣誉称号。《宋史·孝义传》记载，北宋末年，蓝田县村民王友“一生救助贫弱数十人，出资修缮乡村道路三条”，其事迹经乡约上报县府后，被授予“孝义先生”称号，县府还为其立碑纪念，其事迹被载入地方志。这种“民间表彰+官方认可”的模式，进一步提升了善行者的社会地位，也让乡约的奖励机制更具权威性。
物质奖励虽为辅，但同样具有重要作用。乡约的物质奖励主要包括“聚会酒食奖励”“粮食衣物捐赠”等，奖励标准根据善行的大小而定。例如，“救助患难”等重大善行，可获得“米三石、布两匹”的奖励；“邻里互助”等一般善行，可获得“聚会酒一壶、肉一斤”的奖励。这些物质奖励虽价值不高，却体现了乡约对善行者的认可与关怀，也让奖励机制更具吸引力。宁波天一阁藏《乡约聚会记录》记载，某次聚会中，善行者张三获得“酒一壶、米一石”的奖励，他当场表示“愿将米石捐赠给村里的孤寡老人”，约正对此大加赞赏，再次对其进行表彰，形成了“善行善报、良性循环”的治理效果。
（三）惩罚机制：梯度化的约束与惩戒
乡约的惩罚机制遵循“梯度化”原则，根据恶行的严重程度，采取“口头劝诫、书面警告、记入恶簿、逐出乡约”等不同惩罚方式，惩罚的核心目的是“劝人改过”，而非“惩罚本身”。
最轻的惩罚是“口头劝诫”。对于情节轻微的恶行，如“偶尔宴集喧闹”“忘记参加聚会”等，约正会在私下或聚会中对其进行口头劝诫，要求其“今后改正”。这种劝诫语气温和，以教育为主，避免了激化矛盾。
情节稍重的恶行，如“多次违反乡约条文”“邻里纠纷不愿和解”等，将受到“书面警告”。乡约会出具“劝诫书”，详细列明其恶行及危害，要求其在规定时间内改正，并提交书面悔过书。蓝田县档案馆藏宋代“劝诫书”残片显示，某村民因“拖欠邻里债务不还”，乡约向其出具劝诫书，要求其“三日内偿还债务，否则将记入恶簿”，该村民收到劝诫书后，立即偿还了债务，并提交了悔过书——书面警告的威慑力可见一斑。
对于情节严重的恶行，如“不孝不悌”“盗窃斗殴”“屡教不改”等，将被“记入恶簿”，并在聚会中公开通报。“恶簿”的记录具有很强的威慑力，因为宋代乡村社会是“熟人社会”，个人的道德声誉直接影响其社交、婚姻、生意等方方面面。一旦被记入恶簿，将面临“乡邻疏远、无人愿意与之交往”的困境，这种民间舆论的压力，往往比国家刑罚更具约束力。蓝田县出土的“恶簿”残片显示，某村民因“盗窃邻里财物”被记入恶簿后，“其子女婚嫁受阻，生意无人光顾，最终不得不离开乡村”。
最严厉的惩罚是“逐出乡约”。对于“严重违反乡约、危害乡村秩序”的恶行，如“杀人放火”“诬告陷害他人”“屡教不改且态度恶劣”等，经乡约成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可将其逐出乡约。被逐出乡约意味着失去乡村自治组织的保护，同时也将被排除在乡村社交圈之外，在“熟人社会”中几乎无法立足。《吕氏乡约》规定，被逐出乡约者“不得参与乡约聚会，不得享受乡约的互助救济，乡邻可与之断绝往来”。这种惩罚虽无国家强制力，却能对恶行形成强大的威慑，确保乡约的严肃性。
四、古今对照：宋代乡约执行体系的现代转化
《吕氏乡约》构建的“组织架构—议事流程—奖惩机制”执行体系，虽诞生于千年前的宋代，但其蕴含的治理智慧对当代基层治理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从浙江“千万工程”示范村的村规民约实践，到陕西蓝田县的“乡约积分”制度，再到全国范围内推行的“村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宋代乡约的执行智慧正在被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形成了“古为今用”的治理实践。
（一）组织架构的现代转化：从“约正主理”到“多元共治”
宋代乡约的“民间主导、权责分明”组织理念，在当代基层治理中体现为“多元共治”模式。如今的农村“村民委员会”相当于乡约的“治理团队”，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等职务分工明确，其选举方式采用“村民直接选举”，与宋代约正的“乡众推举”一脉相承，体现了“民间主导”的治理本质。同时，当代基层治理中还引入了“乡贤理事会”“红白理事会”等辅助组织，吸纳乡贤、退休干部、志愿者等参与治理，这与宋代乡约的“学师”“纠察”等辅助职务功能相近，形成了“村委会+社会组织+乡贤”的多元共治架构——这正是对宋代乡约“精简高效、权责对等”组织原则的现代延续，既保留了民间自治的核心，又适应了现代乡村的治理需求。
（二）议事流程的现代转化：从“乡约聚会”到“村民议事会”
宋代乡约的“民主协商”议事流程，在当代基层治理中发展为“村民议事会”制度。如今的村民议事会通常每月召开一次，议题由村民提出，经村两委梳理后提交议事会讨论，讨论后通过“举手表决”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形成决议，决议的执行由村委会负责，村民代表负责监督。这种流程与宋代乡约的“提议—讨论—表决—执行”流程高度契合，只是议事内容更具现代性，包括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等重大事务。例如，浙江安吉鲁家村的“村民议事会”，在讨论“乡村旅游发展规划”时，充分听取村民意见，最终形成了“家庭农场+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既符合村民的利益诉求，又推动了乡村经济发展——这正是对宋代乡约“民主协商”议事逻辑的现代实践，体现了“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治理理念。
（三）奖惩机制的现代转化：从“善簿恶簿”到“道德积分制”
宋代乡约的“善恶奖惩”机制，在当代基层治理中转化为“道德积分制”“红黑榜”等制度。如今许多农村地区推行的“道德积分制”，将村民的善恶行为量化为积分，积分可兑换生活用品、农资等实物，同时设立“红黑榜”，定期公示善恶行为，形成“正向激励+反向约束”的治理效果。例如，陕西蓝田县如今推行的“乡约积分”制度，将“孝老爱亲、邻里互助、垃圾分类、遵纪守法”等行为列为积分项目，村民可凭积分在村里的“积分超市”兑换油、盐、酱、醋等生活用品；而“不遵守村规民约、虐待老人、破坏环境”等行为则被列入“黑榜”，进行公开批评。这种制度与宋代乡约的“善簿恶簿+物质奖励”模式一脉相承，只是更具现代性与可操作性——它既延续了“以道德约束引导行为”的核心逻辑，又通过量化积分、实物兑换等方式增强了制度的吸引力，有效引导了村民自觉遵守公序良俗。
结语：宋代乡约执行体系的历史价值与现代启示
《吕氏乡约》构建的自治运行体系，是中国古代基层治理的一次伟大创新。它以民间自治为核心，通过权责分明的组织架构、民主协商的议事流程、扬善抑恶的奖惩机制，将抽象的伦理道德转化为可操作的治理实践，填补了“国法不下乡”的治理空白，实现了“以礼化民、以约治国”的治理目标。从历史价值来看，这套体系打破了“皇权—宗族”二元对立的基层治理格局，构建了士大夫主导、乡人参与、礼法互补的第三方治理模式，为后世乡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影响了明清两代的基层治理实践。
从现代启示来看，宋代乡约的执行体系为当代基层治理提供了三大借鉴：一是“民间主导”的治理理念，基层治理应充分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避免“政府大包大揽”；二是“权责分明”的组织架构，基层治理组织应精简高效、分工明确，确保治理效能；三是“情理兼顾”的治理方式，基层治理应兼顾法律规范与民间伦理，注重调解协商，实现“案结事了、人和业兴”。在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的今天，深入挖掘宋代乡约执行体系的治理智慧，将其与现代治理理念相结合，对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正如蓝田县如今的“乡约积分”制度、安吉鲁家村的“村民议事会”制度所证明的，千年前的乡治智慧，在当代依然能够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