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地区作为宋辽、宋金对峙的前沿阵地，治安防御与农业生产是乡村面临的两大核心挑战。山西大同出土的《云州乡约》，是北宋末年北方地区乡约的典型代表，其条款设计完全围绕“应对战乱、保障生存”展开。乡约明确规定：“各村设巡逻队，壮丁轮流值守，白日巡查田间，防止粮食被抢；夜间守卫村落，严查陌生人出入；遇盗匪、敌寇侵扰，立即鸣锣示警，邻村听到警报后，需在半个时辰内派兵支援，违者记入恶簿，取消其乡约互助资格。”
为了落实这一规定，云州乡民们自发行动起来：有钱的村民捐钱修建寨墙、挖掘壕沟，没钱的村民出工出力；乡约组织统一打造兵器，每户配备刀、棍、弓箭等防御工具；还在村落之间设立烽火台，约定“一寨举烟，诸寨响应”。北宋宣和七年（1125年），金兵南下侵扰云州，攻破了周边多个无防御设施的村落，却在进攻王老汉所在的王家寨时遭遇顽强抵抗。当时，王家寨的巡逻队发现金兵后，立即鸣锣示警，同时点燃烽火台。半个时辰内，周边五个村寨的巡逻队纷纷赶来支援，乡民们凭借寨墙坚守，用弓箭、滚石打击金兵，坚守三日三夜后，终于等到官兵赶来支援，成功保住了粮食与家园。战后，乡约组织对表现英勇的乡民进行表彰，将其事迹记入“善簿”，并奖励酒食、布匹；对怯懦退缩者进行公开劝诫，责令其参与寨墙修缮作为补偿。
在农业生产方面，北方地区土地贫瘠、自然灾害多发，乡约的“农业互助”条款应运而生。陕西延安的《延安乡约》规定：“同约之人，耕作时人力、农具、耕畜可相互借用，不得收取费用；遇旱灾、蝗灾等自然灾害，乡约组织牵头统计受灾情况，富户捐粮，壮丁互助耕作；设立‘救荒仓’，每年秋收后，每户缴纳一斗粮食存入仓中，荒年时按人口发放，保障基本生活。”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延安遭遇特大旱灾，赤地千里，庄稼颗粒无收。乡约组织立即启动救荒机制，打开“救荒仓”，向村民发放粮食；同时，组织乡民开挖水渠，引黄河支流灌溉农田；还联系周边未受灾的乡村，以物易物，用当地的皮毛、药材换取粮食。在乡约的互助机制下，延安乡民成功渡过难关，没有出现饿殍遍野的惨状。
如今，这种“互助防御、协作发展”的智慧，在北方基层治理中依然发挥着作用。内蒙古通辽市的嘎查（村），借鉴宋代乡约的联防制度，推行“邻里互助组”模式，将10户人家分为一组，每组推选一名组长，负责治安巡逻、防火防盗、应急救援。每年冬季，草原天干物燥，防火压力大，互助组便轮流巡逻，一旦发现火情，立即组织组员扑救；遇到暴雪等自然灾害，互助组相互帮助清理积雪、转移牲畜。在农业生产上，通辽市的村民成立“农机合作社”，借鉴宋代“耕畜互借”的理念，村民共同出资购买大型农机设备，统一调度使用，不仅降低了生产成本，还提高了耕作效率。从宋代的“寨堡联防”到当代的“邻里互助组”，从“耕畜互借”到“农机合作社”，乡约中的互助理念，在北方的土地上不断传承与创新。
（二）南方地区：宗族与商业交织中的治理智慧
南方地区自然条件优越，宗族势力强大，商业活动频繁，乡约在这里呈现出“宗族协同、商业规范”的鲜明特点。福建泉州的《晋江乡约》，是“族规乡约一体化”的典范。晋江地区宗族林立，每个宗族都有自己的家训族规，但缺乏统一的地域治理规则，时常因土地、水源等问题发生宗族械斗。《晋江乡约》的制定，正是为了整合宗族力量，形成地域治理合力。乡约规定：“同约之人，以宗族为单位加入乡约，宗族领袖兼任约正或副约正；乡约聚会在宗族祠堂举行，奖惩与宗族祭祀挂钩，善行者在祭祀中受表彰，恶行者被剥夺祭祀资格；宗族内部纠纷先由乡约调解，不得擅自械斗。”
这种模式充分利用了宗族的血缘纽带，降低了乡约的推行成本。南宋绍兴年间，晋江陈氏宗族与林氏宗族因一块宅基地产生纠纷，双方族人手持棍棒对峙，眼看就要爆发械斗。乡约约正陈德明与副约正林文轩立即赶到现场，按照乡约规定，将双方族长请到祠堂调解。约正引用乡约“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宗旨，动情地说：“陈氏与林氏世代为邻，婚丧嫁娶相互协助，如今怎能因一块宅基地结仇？乡约云‘邻里和睦，家业兴旺’，若械斗发生，两败俱伤，得不偿失。”随后，约正组织双方族人共同商议，最终达成协议：宅基地归两族共同所有，改建为宗族祠堂的附属广场，供两族子弟读书、议事使用。这场纠纷的和平解决，让乡约的影响力迅速扩大，晋江地区的宗族纷纷加入乡约，形成“宗族抱团、地域共治”的治理格局。
对于商业发达的江南地区，乡约则增加了“诚信经营”的条款，规范市场秩序。苏州的《吴县乡约》针对江南市镇商业繁荣、商人云集的特点，专门设立“商业篇”，规定“同约商人不得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买卖交易需明码标价，不得以次充好、欺诈消费者；商人之间如有纠纷，先由乡约组织调解，不得擅自争斗或告官”。南宋时期，苏州阊门的商人张某，在售卖丝绸时以次充好，被消费者举报到乡约组织。约正立即召集乡绅、商人代表对张某进行约谈，张某起初拒不承认，约正便拿出乡约条文，告知其“若拒不整改，将被逐出乡约，三年内不得参与苏州集市贸易”。张某深知“乡约声誉”对生意的重要性，立即向消费者道歉，退还货款，并承诺今后诚信经营。此后，张某严格遵守乡约，生意越做越大，还被乡约组织评为“诚信商人”，成为其他商人的榜样。这种“民间约束”的商业规范，与官方的“市易法”相互补充，共同维护了江南地区的商业秩序，让江南市镇成为宋代最繁荣的商业区域。
当代江南的基层治理，依然延续着这种智慧。浙江义乌作为“小商品之都”，借鉴宋代乡约的商业规范，推行“商户诚信积分制”，将诚信经营、志愿服务、公益捐赠等行为量化为积分，积分高的商户可享受贷款优惠、摊位优先租赁、政府采购优先合作等福利；积分低的商户则被列入“失信名单”，进行约谈整改，整改不合格者将被逐出市场。为了强化监督，义乌还成立“乡约诚信监督委员会”，由消费者代表、行业协会、退休干部组成，定期对商户进行检查评分。在这种制度激励下，义乌商户的诚信意识显着提高，“义乌小商品，诚信天下行”的口碑传遍全国。福建莆田的乡村，则建立“宗族理事会+村民议事会”制度，宗族理事会传承家风家训，调解宗族内部纠纷；村民议事会商议村务、制定村规民约，二者相互配合，既发挥了宗族的血缘纽带作用，又保障了村务的公开公正，化解了不少长期积累的矛盾。
（三）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团结中的文化融合
宋代西南、岭南地区，汉族与苗族、瑶族、壮族等少数民族杂居，民族文化差异较大，民族矛盾时有发生。乡约在这里的传播，没有采取“一刀切”的模式，而是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习俗文化，形成了“汉族理念+少数民族特色”的治理模式，成为“民族团结、文化融合”的纽带。贵州的《播州乡约》，由播州土司杨粲主导制定，是南宋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乡约的典型代表。杨粲深知，播州作为汉族与苗族、彝族杂居之地，治理的关键在于“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因此，《播州乡约》既借鉴了《吕氏乡约》“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核心宗旨，又融入了少数民族的习俗文化。
乡约明确规定：“汉夷之民，同为大宋子民，相互尊重、互助友爱；不得因种族差异而争斗、歧视；汉族村民需尊重少数民族的祭祀习俗，少数民族村民需遵守汉族的礼义规范；如有民族纠纷，需由乡约组织与土司、寨老共同调解，以和平方式解决。”为了让乡约深入人心，杨粲还组织人将乡约条文翻译成苗族、彝族语言，刻在石碑上，立于少数民族村寨的入口处；同时，规定乡约聚会时，汉族与少数民族村民共同参与，品尝彼此的特色美食，跳民族舞蹈，增进相互了解。南宋嘉定年间，汉族村民李某与苗族村民王某因山林权属产生争执，李某认为王某的族人砍伐了自己山林的树木，王某则辩称山林是苗族村寨的传统狩猎场。双方族人闻讯后，纷纷手持棍棒赶到现场，眼看就要爆发冲突。约正与苗族寨老立即赶到，按照乡约规定，组织双方代表共同勘察山林边界，查阅历史记载，最终确认山林为两族共有，约定“汉族村民可在山林砍柴，苗族村民可在山林狩猎，不得相互干涉”。这场纠纷的和平解决，让两族村民认识到乡约的公平公正，此后，汉族与苗族村民通婚、互助的现象越来越多，和睦相处成为常态。
在文化融合方面，乡约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广西的《邕州乡约》将壮族的“寨老制度”与乡约的“约正制度”有机结合，规定“寨老兼任副约正，参与乡约议事与纠纷调解”，既尊重了壮族的传统治理方式，又融入了汉族的乡约制度。乡约还将壮族的“三月三”歌圩、汉族的“重阳节”敬老活动纳入“礼俗相交”条款，鼓励各族村民共同参与。每年三月三，邕州的汉族与壮族村民齐聚河畔，唱山歌、抛绣球、互赠礼物；重阳节时，各族村民共同为老人祝寿，分享美食，增进民族感情。这种“文化融合”的治理模式，让乡约在少数民族地区落地生根，得到了各族村民的广泛认同。
南宋末年，元军南下进攻邕州，汉族与壮族村民正是依靠乡约的互助机制，联合抵抗元军。壮族村民熟悉山地地形，负责侦察敌情、设置埋伏；汉族村民擅长制作兵器、修筑防御工事；各族村民轮流守城，相互支援，坚守城池三个月之久。城破后，各族村民依然顽强抵抗，谱写了民族团结、共御外侮的壮丽篇章。如今，这种“文化融合、民族团结”的智慧，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依然闪耀。贵州黔东南的苗族村寨，推行“寨老+村规民约”制度，寨老负责传承苗族文化、调解纠纷，村规民约规范村民行为，其中“民族团结、互助友爱”的条款，与宋代《播州乡约》一脉相承。为了保护苗族的传统手工艺，村规民约还规定“年轻村民需向老艺人学习银饰制作、蜡染技艺，不得擅自放弃”；同时，鼓励汉族游客参与苗族的民俗活动，促进文化交流。广西壮族的乡村，则在村规民约中融入“三月三”民俗活动，规定“每年三月三举办民族文化节，各族村民共同参与，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这些实践，既保护了少数民族文化，又促进了民族团结，让乡约的智慧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
四、跨时空的对话：乡约智慧的当代回响
从陕西蓝田的千余字文本，到覆盖全国的乡约文化网络，《吕氏乡约》的传播与变异，本质上是传统治理理念与地域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它所蕴含的“民间自治、协商共治、因地制宜、互助友爱”等智慧，不仅塑造了宋代的基层治理格局，更在千年后与当代基层治理形成了深刻的跨时空对话。
宋代乡约“核心宗旨不变、具体条款因地制宜”的传播特征，为当代基层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如今，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社会结构、文化习俗差异巨大，“一刀切”的治理模式难以适应实际需求。陕西蓝田县作为《吕氏乡约》的发源地，深度挖掘乡约文化资源，推行“乡约积分制”，将遵守公序良俗、参与公益事业、孝敬父母、邻里互助等行为量化为积分，村民可凭积分在村里的“乡约超市”兑换生活用品、医疗服务、子女教育补贴等福利。为了让积分制更贴合当地实际，蓝田县还根据不同村庄的特点调整积分条款：山区村庄增加“生态保护、森林防火”积分项，平原村庄增加“农业互助、粮食生产”积分项，城镇周边村庄增加“文明经营、志愿服务”积分项。积分制推行后，蓝田县村民的文明素养显着提高，邻里纠纷减少了80%，公益事业参与率提升了60%，成为“古为今用”的典范。
云南丽江的纳西族村寨，则在村规民约中融入东巴文化，将“保护环境、尊重自然”的传统理念转化为具体条款。纳西族世代居住在玉龙雪山脚下，有着“敬畏自然、爱护环境”的文化传统。当地村规民约规定：“不得砍伐古树、不得捕杀野生动物、不得污染溪流；游客进入村寨需遵守环保规定，不得乱扔垃圾；村民需轮流参与村寨环境保洁，违反者将被取消参与东巴祭祀的资格。”这些条款既保护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又传承了纳西族的东巴文化，让丽江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得益彰，成为全国生态旅游的标杆。
宋代乡约“士大夫引领、官方支持、民间参与”的多元主体模式，也为当代“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提供了历史参照。如今，许多乡村推行的“党建引领+乡贤助力+村民参与”模式，正是对这种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浙江德清的“乡贤参事会”，邀请退休干部、企业家、文化名人、宗族长老等乡贤参与村务决策、调解纠纷、发展产业。乡贤们凭借自身的人脉、资源和威望，为乡村发展出谋划策：退休干部发挥政策优势，帮助村里争取项目资金；企业家利用商业资源，引进乡村旅游、农产品加工等产业；文化名人挖掘乡村文化资源，打造特色文化品牌。政府则通过政策支持、资源保障，为乡贤参事会提供办公场所、经费补贴，将乡贤参事会的建议纳入村务决策程序。村民通过村民议事会、村规民约，主动参与自治实践，对乡村发展提出意见建议。在这种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下，德清的乡村面貌焕然一新，涌现出一批“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美丽乡村。
从宋代的《吕氏乡约》到当代的村规民约，从蓝田的“民间实验”到全国的基层治理实践，乡约所蕴含的治理智慧，在跨越千年的时光中，始终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它告诉我们，基层治理既要坚守“以民为本、公平公正”的核心宗旨，又要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充分尊重民间的智慧与创造力；既要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又要调动多元主体的参与热情，形成治理合力。在当代基层治理的探索中，我们依然可以从《吕氏乡约》中汲取智慧，将传统治理理念与现代治理技术相结合，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符合地域实际的基层治理体系。
从关中平原到江南水乡，从塞北边陲到西南山寨，乡约的智慧如同一颗颗种子，在不同的地域土壤中生根发芽，最终长成枝叶繁茂的治理之树，为当代基层治理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历史滋养。这种跨越千年的治理智慧，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更是我们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