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范仲淹义庄与宗族教育的范本——从义田收入到“范氏义塾”的运营
一、制度维度：义田收入的“助学专款”制度设计与分配规则
北宋皇佑二年（1050年），范仲淹在苏州购置千亩良田创设范氏义庄，其核心创新并非单纯的田产捐赠，而是构建了一套以“助学优先”为核心的财政分配制度，使土地收益转化为可持续的教育保障资源。这一制度设计通过《范文正公集·义庄规矩》的刚性条款得以确立，形成了“置田—收租—设塾—助学”的完整闭环，成为宋代民间教育保障体系的典范。彼时，宋代官学多集中于都城与州府，乡村教育资源极度匮乏，寒门子弟求学无门，范仲淹的义庄制度恰是对这一社会痛点的精准回应，开创了“民间土地资本赋能教育公平”的先河。
《义庄规矩》明确界定了义田收入的分配优先级，教育资助在其中占据核心地位。根据熙宁六年修订的规条，族中子弟教育相关支出涵盖三大类：一是日常就学补贴，“诸位子弟入学者，给米五斗”，且根据学生规模动态调整供给标准，“生徒不及六人止给三石，及八人给四石，及十人全给”，确保义塾运营的基本物资保障；二是科举应试资助，“诸位子弟得贡赴大比试者，每人支钱一十贯文，再贡者减半”，专门解决考生赴考的路费与食宿开支，同时设置约束条款，“已给而无故不试者，追纳”，避免资源浪费；三是中试奖励，中举人或补入太学者奖励五十千文，进入省试者奖励百千文，贡士则追加奖励，形成“求学—应试—中第”的全链条激励机制。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规条对“就学”的定义并非局限于“入塾听课”，而是包含“在家苦读备考”的情形，只要子弟确有向学之志，即便因身体原因未能入塾，亦可申请半额米粮补贴，这一细节充分体现了范仲淹“宽严相济”的助学理念。这种分配规则并非临时举措，而是通过“诸位共议”“申官理断”的双层监督机制，确保教育专款不被侵占挪用，如规条明确规定“掌管人侵欺义庄钱斛，及诸位辄假贷者，申官理断偿纳，不得以月给米折除”，从制度上阻断了教育资源被挤占的可能。为强化监督实效，义庄还设立“账册点检”制度，每季度由宗族长老与地方官员共同核查收支账册，核查结果刻于石碑之上，立于祠堂门前，接受全族与乡里监督。
按宋代度量衡换算，“五斗米”约合今30公斤，足够一名成年男子月余口粮，这一定量补贴与当代浙江金华郑氏助学基金“小学生每年1000元”的标准，本质都是“以精准物资/资金保障基本求学需求”，古今“定量助学”的逻辑一脉相承。
从财政结构来看，范氏义庄的教育支出占比长期保持在较高水平，据《吴郡志》记载，义庄年收入租米约五千石，其中近三成直接用于教育相关支出，远超婚丧嫁娶等其他福利开支。这一比例设计并非随意定夺，而是基于范仲淹对“教育兴族”的深刻认知——他早年“断齑画粥”的苦读经历，使其深知贫困对教育的制约，故将义庄核心功能锁定为“以族田养族学”，通过土地的持续性收益，打破“富不过三代”的家族兴衰定律。与宋代官学依赖国家财政、书院依赖捐赠与学田租金的经费模式相比，范氏义庄的教育保障具有三大优势：一是稳定性，千亩义田多分布于苏州城郊的膏腴之地，土壤肥沃、灌溉便利，租佃收入不受朝代更迭与政治波动影响，即便南宋建炎年间金兵南侵，苏州城几度易手，义庄仍能通过官府庇护与佃户的忠诚维持基本运营，甚至在战乱间隙还能扩招十余名贫寒子弟；二是普惠性，“族内子弟不分贫富”均可享受资助，打破了血缘内的阶层壁垒，使贫寒子弟获得平等的求学机会，即便是宗族内的旁支疏属，只要“品行端方、有心向学”，便能与嫡系子弟享受同等补贴；三是自主性，义庄通过“诸房选择子弟一名掌管”的管理模式，实现宗族自治，避免了官方干预带来的教育导向偏移，如北宋末年蔡京推行“崇宁兴学”，强令各地学校教授《三经新义》，范氏义塾则坚持以传统经义为核心教学内容，仅将《三经新义》作为参考读物，守护了教育的独立性。
这一制度设计本质上是将土地的物质属性转化为教育的人力资本属性，形成“土地收益—教育投入—人才产出”的良性循环。范仲淹在《义庄规矩》跋文中直言其初衷：“吾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以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无有亲疏也，宜乎一体恤之。”而“一体恤之”的核心路径便是教育，通过义田收入的制度化分配，让宗族子弟无论家境贫富，都能“春诵夏读，无辍乃业”，最终实现“贤者出而振家声，愚者教而明人伦”的目标。为确保这一目标落地，义庄还设立“劝学惩戒”机制，对“荒废学业、游手好闲”的子弟，先由族老训诫，若屡教不改，则暂停米粮补贴，直至其改过自新；对“勤奋向学、孝悌兼备”的子弟，则额外奖励笔墨纸砚，树立榜样。这种将土地资源与教育发展深度绑定的制度创新，不仅为范氏家族的长久兴盛奠定了基础，更成为宋代乃至后世义田制度的范本，被江西陆氏、浙江唐氏等宗族纷纷效仿，推动形成“天下义庄之首必称范氏”的文化认同。南宋学者楼钥在《范文正公义庄记》中评价道：“义庄之设，非独以赡贫乏，实以植人才，百年以来，范氏之贤辈出，皆义庄之力也。”
二、实践维度：考古与文献互证的义庄义塾运营图景
范氏义塾的运营实践并非停留在制度文本层面，而是通过考古遗址与文献记载的双重印证，呈现出具体可感的教育图景。其物理空间依托范氏义庄而建，选址于苏州范庄前（今景范中学所在地），据20世纪80年代苏州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发掘报告，原义庄建筑群坐北朝南，占地面积约十五亩，由义宅、义仓、义塾、祠堂四部分构成，其中义塾占据核心区域，包括“讲堂三间、藏书楼一座、学舍十间、习射场一处”，形成“授课—藏书—住宿—实践”的完整教育空间布局。讲堂位于建筑群中心，面阔三间，进深两间，地面铺砌金砖，东西两侧设窗棂以利采光，堂内正中央悬挂“先忧后乐”匾额，匾额下方供奉孔子画像与儒家经典刻本，四周墙壁上镶嵌着范仲淹手书的《岳阳楼记》与《义庄规矩》石碑，营造出浓厚的劝学氛围；藏书楼紧邻讲堂东侧，为二层木结构建筑，底层存放经史子集等教学用书，上层收藏范氏家族的着述与科举登科者的试卷、手稿，出土遗存中发现大量经史子集的刻本残片，如《论语》《孟子》的雕版残件、《春秋公羊传》的手抄本片段，印证了“聚书千卷，以饷学子”的记载；学舍则分布于西侧，每间学舍可容纳四名学子住宿，舍内配备木床、书桌、衣柜等家具，出土的陶制砚台、瓷质笔洗、竹制笔筒等文具，直观呈现了学子的日常求学场景；习射场位于建筑群北侧，面积约一亩，场地上保留着宋代的箭靶基座与射箭用的青石墩，印证了宋代“六艺并重”的教育传统。
寒冬腊月的清晨，学舍的窗棂上结满冰花，旁支子弟范公武裹着单薄的旧棉袍，借着藏书楼透进来的微光抄写《论语》，冻得发紫的手指握不稳毛笔，墨汁滴落在书页上晕开。正在巡查的义塾教授见状，默默将自己的炭火盆端到他身旁，蹲下身指着“不患寡而患不均”一句道：“文正公设义庄，正是为了让你我这般寒门子弟，也能有机会把书读下去，这便是‘不均’之患的解法啊。”
在教学内容上，范氏义塾以“经史为核心，诗赋书法为辅助，射御为实践”，与宋代科举制度高度衔接。据《宋元学案·高平学案》记载，义塾课程分为三个层级：蒙学阶段教授《三字经》《千字文》与基本礼仪，由族中识字的长者担任蒙师，每日辰时开课，午时放学，课程以背诵与抄写为主，培养“孝弟忠信”的伦理观念；进阶阶段讲授《论语》《孟子》《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由“曾得解或预贡有士行者”担任教授，每日卯时开课，未时放学，课程以经义解读与讨论为主，教授注重引导学子结合现实问题理解经典，如讲解《论语》“节用而爱人”时，会联系义庄的租佃制度，探讨“如何平衡佃户利益与义庄收入”；高阶阶段则聚焦科举应试，讲授诗赋创作、策论写作与应试技巧，邀请当朝进士或退休官员担任客座讲师，如北宋名臣富弼、韩琦均曾受邀到义塾讲学，课程以模拟科举考试为主，每月组织一次“模拟省试”，严格按照科举流程命题、阅卷、排名，帮助学子熟悉应试规则。这种课程设置并非脱离实际的空谈，而是紧扣“学以致用”的原则，如经义教学注重结合现实治理问题，诗赋教学强调文采与风骨并重，书法教学则兼顾实用性与艺术性，确保学子既能通过科举入仕，又能具备治理家国的实际能力。范仲淹曾对义塾教授叮嘱：“今诸道学校如得明师，尚可教人六经，传治国治人之道”，明确了义塾“育人为政”的教学目标。
师资选聘与管理机制是范氏义塾运营的关键环节。《义庄规矩》确立了“族内优选、绩效挂钩、外聘补充”的师资制度：优先从族内选拔“文行为众所知者”担任教授，若族内无合适人选，则从外聘请名师，如程颢、朱熹等理学家均曾在天平山范氏义庄讲学，程颢主讲“洛学”时，听众不仅有范氏子弟，还有周边宗族的学子，一时“座无虚席，门外听者如堵”，使义塾教学水平跻身宋代民间教育前列；师资待遇与教学成效直接挂钩，“月给糙米五石”的全额薪酬需满足“学生满十人且科举通过率过半”的条件，学生不足六人则仅给三石，若连续两年科举通过率低于三成，则予以解聘，这种“多教多得、优绩优酬”的激励机制，促使教师勤勉授课、用心育人。为确保教学质量，义塾还建立了“月试、季考、年评”的三级考核制度，每月由掌管人会同族中长辈旁听授课，评估教师的教学方法与课堂效果；每季组织经义与诗赋考试，根据学生成绩评定教师的教学成效；年终结合“月试成绩、季考排名、学生反馈”综合评定教师等级，优异者给予额外奖励，如赏赐绸缎、免除宗族徭役等。这种严格的师资管理，使范氏义塾形成了“名师云集、学风浓厚”的办学特色，吸引了周边宗族的子弟慕名求学，甚至有外姓子弟通过联姻等方式加入范氏宗族，以获得入学资格。
义塾的日常运营还注重细节管理，形成了一套高效的后勤保障体系。据《范文正公义庄规矩》记载，义塾设有专门的“勾当人”负责后勤事务，包括食材采购、学舍修缮、文具供给等，“义庄人力船车器用之类，专供义塾使用，诸位不得借用”；学生饮食实行“定量供给、按需调整”制度，除每日五斗米的基本补贴外，逢科举备考期间还额外提供肉菜补贴，“赴省试者，每日加肉半斤、酒二升”，以补充学子的体力；学舍维护实行“居者自修、公项补助”原则，“义宅有疏漏，惟听居者自修完，若贫乏无力者，诸位同相视保明，量支钱完补”，如北宋元佑年间，一场暴雨冲毁了三间学舍，义庄随即拨付三十贯钱用于修缮，同时组织学子参与修缮工作，培养其劳动意识。为保障学子的身体健康，义塾还与苏州城内的名医建立合作关系，每月邀请名医到义塾坐诊一次，为学子免费诊治疾病，义庄承担全部药费；若学子罹患重病，则由义庄派人护送回家休养，并按月寄送米粮与药品。这些细节设计体现了义塾“以人为本”的运营理念，为学子营造了无后顾之忧的求学环境，使他们能够“一心向学，无牵无挂”。从考古遗存来看，义庄遗址中发现的“廪粮仓”“炊煮作坊”遗迹，以及大量的黍稷、稻谷炭化遗存，印证了后勤保障体系的有效运转，而出土的“义塾费用簿”残片，则详细记录了文具采购、教师薪酬发放、名医出诊费用等开支，呈现出“账目清晰、管理规范”的运营特征。
三、案例维度：范氏义塾的人才培养成效与宗族传承
范氏义塾的制度设计与运营实践，最终转化为显着的人才培养成效，形成了“科举蝉联、簪缨不绝”的家族传奇。据《宋史·范仲淹传》与《范氏家乘》记载，自义庄创立至南宋末年，范氏家族共涌现进士22人，其中北宋时期13人、南宋时期9人，占苏州地区同期进士总数的3.7%，远超普通宗族的科举成功率。这一人才群体中，既有范仲淹之子范纯仁、范纯礼这样官至宰相的重臣，也有范正平、范公偁等以文名传世的学者，形成了“父子进士、兄弟登科”的文化景观，如范纯仁与范纯礼同登宋仁宗皇佑元年进士榜，范正思、范正路兄弟同登宋哲宗元佑六年进士榜，成为宋代科举史上的佳话。尤为难得的是，范氏进士群体大多秉持范仲淹“先忧后乐”的精神，为官清廉、体恤民情，无一人因贪腐获罪，这与义塾“立德为先”的教育理念密不可分。
范纯仁的成长轨迹堪称义塾人才培养模式的典型案例。他自幼入范氏义塾就读，得益于义庄的全额资助，无需为生计担忧，得以潜心钻研经史。在义塾“经义与实务并重”的教学理念影响下，范纯仁不仅精通《论语》《孟子》等经典，更通过“义庄管培生”制度，18岁起便参与义庄收租、账目管理等实务工作，积累了基层治理经验。
一次随掌管人下乡收租，见佃户王老汉因涝灾颗粒无收，跪在田埂上哭诉“实在交不出三斗租米”，范纯仁拉住要发怒的掌管人，低声道：“文正公定租额，本是为养族学，若逼得佃户家破人亡，义庄便失了初心。不如暂缓收缴，待来年丰收再补？”回庄后，他连夜撰写《减租议》，力主将地租从每亩三斗降至二斗五升，最终被族中长老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