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应该由自己的儿子继承位子，但是公孙康的两个儿子公孙晃、公孙渊年纪还小，辽东官员就推举公孙康的弟弟公孙恭任辽东太守。
在这不久曹丕称帝，他对辽东也采取安抚政策，很快就拜公孙恭为车骑将军、假节，封平郭侯。公孙恭倒相当对得起这两个侄子，他生了病后丧失了生育能力，把这两个侄子抚养成人。公元228年长大后的侄子公孙渊给公孙恭上了一课，这课是权力分配和继承的问题。公孙渊在成年后，组织自己的力量胁迫叔父退位，并将其囚禁。
曹叡打算继续安抚辽东，拜公孙渊为扬烈将军、辽东太守，当时刘晔战略眼光长远，提出了反对意见。刘晔认为公孙氏占领辽东很久，凭借着山海的阻隔，可能会像胡族一样难以制约，甚至发动叛乱。应该趁着公孙渊刚刚夺位，出其不意出兵讨伐，并悬赏引诱他的反对者协助，可能未必开战就能解决辽东割据问题。但最终没有被曹叡采纳。
在曹魏的安抚和孙吴的拉拢下，公孙渊的野心随着年龄和形势向好一步步增长，现在的他要在两方势力间保持平衡吃好处，孙权的使者公孙渊当然也非常欢迎，谁能拒绝送上门的好处呢？
辽东这边只是捎带的，重要的还是蜀汉的反应，对于孙权称帝这件事蜀汉阵营内部也是有不同声音的。蜀汉阵营中有人认为现在孙权已经称帝，双方需要并尊，与孙吴交往没有益处，因为名不正言不顺，应该表明我方尊崇汉室的正义立场，拒绝与其结盟。诸葛亮面对这些意见，展示出了政治家的智慧与远见，还有迫于形势的隐忍，他说：“孙权有称帝僭越的心很长时间了，我们国家不追究他的薄情寡义，是因为有求于他们的犄角之援。现在如果公开断绝关系，吴国对我们的仇恨必定加深，我们势必需要加强东方防卫。与吴国对抗，必须先兼并吴国国土，接下来才能谈进取中原。可是，吴国贤能人才还很多，文武将相，团结和睦，不可能一朝平定。要是增兵防守，士卒疲惫，使得北方敌人得逞，这不是上策。以前孝文帝对匈奴尽是谦卑之辞，先帝宽容大度与吴国结盟，都是权衡形势，随时变通，深思长远的利益，绝不像匹夫因忿恨而意气用事。现在议论的人都认为孙权的利益在于鼎足之势，不能与我们合力，而且已经踌躇满志，没有北伐的愿望，这样推断，都是似是而非。为什么？因为他的智谋和实力不够，所以以长江为天险保全自己；孙权不能越江北上，犹如魏贼不能渡过汉水南下，不是力量有余，并且有利也不去夺取。如果我们大军伐魏，孙权的上策应当是分占魏的土地再作打算，下策是劫掠民众开拓疆境，在国内显示武力，绝对不会端坐不动的。即使他不动而与我们和睦相处，我们进行北伐，也没有东顾之忧，魏黄河以南的部队为了防备吴国，也不能全部向西调动，就是这一点利益，也已经够深远的了。孙权僭号篡逆之罪，不宜公开表明。”
诸葛亮的意思已经把利弊讲得很明白了，为了共同对抗魏国的长远利益和维护蜀汉东部的安全也必须与吴国结盟，皇帝这个名称很多时候都是代号，实打实的利益比这个名称重要得多。蜀汉内部意见形成后，随即以卫尉陈震为使者出使吴国。
陈震到吴国后，双方在武昌会面，之后与孙权升坛歃盟，宣誓与蜀汉二分天下。这个计划当然一直没成功，理想没实现只能叫吹牛。这个理想是：以并州、凉州、冀州、兖州归蜀汉；以徐州、豫州、幽州、青州属孙吴；司州的土地，以函谷关为界。蜀汉的态度明确了，孙权也更加安心，陈震的外交使命完成，回成都后，陈震受封城阳亭侯。孙权于武昌称帝后不久将都城迁到建业，孙权要把重点经营之地放在江淮一带，武昌留太子孙登处理军国事务，以上大将军陆逊辅佐。
对于孙权称帝，按照以往的惯例魏国是应该进行征伐的，但是石亭大败，曹休病亡，兵力、物力都有一定的损失，淮南一带还是采取守势，以此恢复力量。军界一号人物曹休去世，大将军曹真入朝升任大司马，曹叡赠其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距离上次大规模用兵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曹真上表认为蜀汉多次兴兵犯境，应该多路出击予以讨伐。曹真不想辜负这军界首脑大司马的职位，曹叡更不想做无作为的皇帝，既然大司马都上表了，那么就拿蜀汉练练！曹叡正准备采纳曹真的意见，另一位托孤大臣司空陈群上表反对从斜谷进军的计划，陈群举了当时曹操率军攻伐张鲁的例子，当年魏武帝率军时已经多收豆麦，然而张鲁还未攻下就军中缺粮。现在没有其他原因，并且从斜谷进军道路艰险，转运粮草一定会遭受敌军阻截，但如果留兵守重要地点，那么就会劳损战士，这些都是不得不考虑的事情。曹叡一看，认为还是需要慎重行事，不久，曹真又上表从子午道进军。陈群又阐明了从子午道进军不便之处，主要还是军需用度方面。曹叡看完陈群的计议又向曹真下诏。
这时多路大军已经攻伐蜀汉，军队早已在各处集结。这次攻蜀，魏国这边是全明星阵容，都是当时魏国军界的大佬。曹叡以大司马曹真率主力由长安入子午谷；此时的司马懿已经升任大将军，为曹魏军界二号人物，加大都督，假黄钺，司马懿率军自荆州溯汉水出西城；左将军张合率军出斜谷，从三路进发攻蜀。曹叡把陈群的诏书递交至曹真处供其参考，曹真立刻出发，做出从斜谷改至子午道进军的最终方案。
千算万算，天气方面出现了很大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