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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猛站在重新加固、增设了无数棱堡与炮位的幽州城头，目光仿佛越过了南方的山河，冷静地俯瞰著那场由他亲手添柴加火的乱局。
他比任何人都清醒，婉拒了调兵赶赴江南剿匪。
朝堂上那些弹劾他“拥兵自重”、“坐视中原糜烂”的奏章，如雪片般飞向周皇帝的案头，又大多石沉大海。皇帝不是不疑，而是不能动。
三大寇的猖獗，证明了內地的州府兵已不堪用，朝廷最后能倚仗的，除了皇甫冲，赵起这些老將，就只剩下他秦猛麾下这支在边患中越打越强、且配备了骇人火器的幽州军。
草原部落的存在，既是大周永悬头顶的利剑，也是他秦猛手握重兵、稳坐北疆、令朝廷不得不又倚重又畏惧的护身符。
因此，他的战略清晰而冷酷，如北地的寒冰：
击退入侵，展示肌肉，夺取人口牲畜財物以壮大自身，但绝不寻求一举灭虏，打破这危险的平衡。
他要的，是一个持续流血但不会立刻死去的北方边患，和一个被不断放血、直至油尽灯枯的中原朝廷。
接下来的岁月，北疆战事进入了一种奇特的、长达五年的血腥拉锯与默契游戏。
每年秋高马肥，契丹、女真的骑兵依然会如同蝗群般南下叩关。
但他们很快发现，幽州的防线一年比一年坚固，守军的火器一年比一年犀利，那些看似沉默的堡垒里射出的弹丸，能轻易撕裂最厚重的皮甲。
秦猛用一次次精准狠辣的“防御反击”，將边关变成了吞噬胡虏血肉的磨盘。
他从不贪功冒进，追出百里，取得一定斩获——通常是数百上千颗首级、以及掳回大量被掠的边民和牛羊——便见好就收，退回坚城。
而在战火的背面，一场无声的盛宴在持续。邓龙庞大的商队网络，如同帝国的另一套血脉。
从中原“匪区”和混乱地带，他们以低廉的价格收购，或换取粮食、布匹、乃至惶恐南逃的士人匠户；
在幽州，新建的工坊日夜不停，將掳获或交易的皮毛、牛羊、战马加工，再將產出的劣质铁器、盐茶、甚至一些“淘汰”的旧式火銃部件，反向输入草原，或是“遗失”在对抗三大寇的战场上。
飞天、黑蛇、猎犬三卫的触角，隨著商路与难民潮，深深植入了中原各州，乃至草原王庭的帐幕之中。
他们不仅传递情报，更在暗中物色、扶植、操控著新的“火种”与“代理人”。
幽州本身，则在这持续的战爭状態下，畸形而蓬勃地发展。
无数流离失所的边民、被掳回或逃难而来的汉奴、乃至从中原躲避战祸北上的百姓，被井然有序地安置在军屯与民屯之中，在城墙与堡垒的庇护下开垦荒地。
秦猛的將军府颁布了远比朝廷律法严酷，但也更清晰的土地、税收与军功令，一切服务於战爭与生產。
治铁坊、火药局、军械司的规模不断扩大，能工巧匠在这里享有特殊的地位和待遇。
十年的烽火，没有烧乾幽州的血液，反而像一次次锻打，让这块北疆铁砧变得越发坚硬、沉重。
而北方的胡虏，在秦猛有节奏的打击和暗中贸易的豢养下，既无法造成毁灭性入侵，也从未真正远离。
朝廷被牢牢绑在了“攘外必先安內”，而“安內”之后却发现“外”已固化成慢性毒药的尷尬绝境之中。
景绥十年冬。当最后一股打著“张魁”旗號的山匪在齐州边陲被地方团练扑灭的消息传来，標誌著朝廷大胜，中原大寇之乱彻底成为歷史。
同一天，幽州，秦猛亲自为又一座新落成的、可屯兵数千、兼具商贸功能的巨型棱堡“镇北堡”剪彩。
堡內粮仓满溢，武库森然，市集上南腔北调，交易著来自天南海北的货物。
他接过亲卫递上的热酒，面向南方，將酒缓缓洒在冰冷的地上，似是祭奠那无数湮灭的亡魂，又似是进行某种无声的仪式。
中原流干了血，朝廷耗尽了髓，草原磨钝了牙。
唯有他势力影响疆域，在十年的边关烽烟与中原炼狱的交织映照下，悄然完成了一次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