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姨嫁到了四五十里外的村子，她可是个早期的初中生呢，在那个时候，那绝对算得上是个文化人啦！
早些年，她和大姨夫都是铁路上的人：一个穿着笔挺制服在车厢里穿梭，一个佩着庄严警徽守护列车平安。
两根铁轨见证了他们的相遇相知，奔驰的列车载着他们看遍了大江南北的风景。
可大姨的腰终究撑不住了——跑长途吧，身子骨吃不消；调短途呢，又迟迟没有空缺。
请假条一张接一张地递，领导眉间的皱纹也一道深过一道。
后来铁路系统精简，大姨的名字赫然在列。
姨夫二话没说，脱下那身陪伴多年的警服，握起大姨的手：“走，咱们回家。”
两双手一同捧起沉甸甸的锄头，就像当年一同捧起崭新的人生。
但是这生活的落差，就像秋天突然降下的霜，凉飕飕的，直往心里钻。
大姨的病，好像也找到了理由，越来越严重了，一年到头，有大半年都只能躺在床上，跟药罐子作伴。
村里人知道她有文化，也很同情她的遭遇，老村长就做主，让她去村里的小学教书。
那些粉笔灰飞扬的日子，本来应该是很安稳的，可她的腰，偏偏又像那架年久失修的老纺车，总是在关键的时候，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罢工了。
所以一年到头都不能来看姥姥。
反倒是母亲因为离得近，隔三差五的就回来照顾姥姥。真真是指望上了！
“是啊……”真不该让你受那个苦啊！
当时，怕养不过来，我只能狠下心来，让你的大姐抱着刚刚出生三天的你，坐上开往右旗的火车。（姥姥家离火车站就俩三百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