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自习课。
数学作业的最后一题有些难，我正咬着笔杆，在草稿纸上反复推演一道复杂的方程式。
夏末午后的教室闷得像蒸笼，偶尔从窗外吹进来的风也是热的，带着倦意。
阳光斜射进来，在杨勇刚专注的侧脸上投下睫毛细密的阴影，他也在写作业，但笔尖时停时走，显得有点心不在焉。
忽然，胳膊肘被轻轻碰了一下。
我侧过头。
他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完全停下了笔，正看着我。
那支蓝色的圆珠笔在他拇指和食指间无意识地、快速地转动着，划出一个个看不见的蓝色光圈。
他的目光有些闪烁，不像平时讨论篮球或作业时那般直接。
他有些不自在地清了清嗓子，声音压得很低，几乎要被教室里翻书的沙沙声淹没：
“那个……乔红霞，能不能拜托你件事？”
“你说。”
我的心跳莫名乱了一拍，手里的笔握紧了。
他犹豫了一下，从书包里拿出一个崭新的笔记本——最普通的那种，深蓝色的硬壳封面，没有任何图案，朴素得有些严肃。
他把本子推到我面前的桌上。
“能不能……”他顿了顿，眼睛飞快地瞟了一眼窗外，又转回来，语气里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近乎笨拙的认真，“帮我做个摘抄本？
就像你自己用的那种……我觉得，嗯，挺好看的。”
阳光正好移动了一点，落在他微微发红的耳廓上，那抹红色在明亮的光线里显得格外清晰。
我愣住了。
帮他做摘抄本？
这意味着我的笔迹、我精心挑选的句子、我在页角画的那些小花小草，将会躺在他的书包里，每天被他看见、翻阅。
这意味着……他注意到了我那本从不轻易示人的、贴满贴画、写满心事的摘抄本，并且，他说“喜欢”。
各种念头像受惊的麻雀在脑子里乱飞：该抄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