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子里只剩下奶奶低声的劝慰，和村长一声复杂的叹息。
晚风拂过，带来远处田野的气息，也带来了这个黄昏无解的难题。
爷爷没理会那些飘在风里的闲话，照样天不亮就扛着铁锹去村西头。
议论声像田埂边的杂草，割一茬，长一茬，可到底没人真敢到地里来拦他——爷爷那回在院子里杵着铁锹发火的模样，村里人都还记得。
倒是村干部，一趟又一趟地来家里“做工作”。
门槛都快被磨平了。
话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句：集体财产，影响不好，群众意见……爷爷不吵也不闹了，就闷头抽他的旱烟。
烟锅子明明灭灭，青烟盘旋而上，把他沉默的侧脸笼在一片固执的雾里。
任你说破天，他就三个字：“地，我种的。”
事情僵在那儿，像块搬不动又化不开的冰。
最后是妈妈看不下去了。
那天，她又给上门的村干部倒了水，没像往常一样躲进里屋，而是拉了个小板凳坐了下来。
“各位领导，”妈妈的声音不高，却清楚，“理儿呢，我们都懂。
可这事，这么僵着也不是办法。”
她顿了顿，目光扫过屋里人，最后落在自己交握的手上：“咱说点实在的。
我家小子，出生就分了六分地，写在地契上的。
那点地，将来够干啥？口粮都种不回来。”
屋里静了一下。
村干部互相交换着眼色。
妈妈抬起头，语气更恳切了些，也带着点庄稼人谈判的精明：“大家看这样行不？
村西头我爹开出来那七分地，不算他个人占集体的。”
就当是……分给我们小子的。
之前分我们柳林子的地的地，太荒，后来大队说给补，一直也没给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