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就像一个超级大磁铁，把好多外乡人的心都紧紧吸回了故乡。
街道变得越来越冷清，好多铺面都早早关了门，贴上了红纸黑字的歇业告示。
我的小店却迎来了最后的小高峰。
从清晨第一缕明亮的天光，到傍晚窗外完全漆黑。
握剪的手指都累得又酸又麻，虎口处也被磨得发红。
虽然很累，但存折上的数字却又悄悄地往上跳了几格。
隔壁小娟的店也一样灯火通明。
我们偶尔在门口打水或倒煤渣时碰到，交换一个轻松的眼神，用口型无声地约定：“坚持到最后一天！”
铁柱在腊月二十七那天又来了一次。
拎着些糖果、炒货之类的年货，东西放下，还是他那副没什么表情的样子，简单问了我哪天回去，坐什么车。
我一一回答了。
他点点头，没多坐，好像这趟送东西只是走个过场。
走时还是那句：“路上小心。”
我说了句：“过完年见！”
终于到了腊月二十九。
天才蒙蒙亮，我就醒了。
认真地把店里打扫了一遍，炉子煤渣清理得干干净净，水壶倒扣着。
检查了窗户插销，最后，锁门，在门外贴上红纸，用毛笔写上：“回家过年，初八营业”。
二叔的肉铺最后半天生意，门口排着长长的队伍，空气里弥漫着生肉和油脂的香味。
等我拎着简单的行李和带给家人的东西过去时，队伍已经散了，案板上只剩下些零碎。
二叔看见我，在油腻的围裙上擦了擦手，笑着说：“收拾好啦？咱也准备走！你二婶和花花妹妹一会就来！”
回程的火车像脱缰的野马。
车子终于在火车站稳稳停下。三叔和妈妈已经在站台翘首以盼了。
妈妈看见我，三步并作两步迎上前，接过我手里最大的包，她笑而不语，
三叔则喜笑颜开地提起其他行李。
一路跟碰见的熟人，妈妈扯着嗓子喊：“接我们霞子回来！”
走过最后一段熟悉的街道，拐进巷子口。
远远地，就瞅见家那扇熟悉的院门大大咧咧地敞开着，一个穿着藏蓝色棉袄的身影，正斜倚着门框，朝我们这个方向目不转睛地张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