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例行公事地检查了一下驴车，见没有异常，便挥手放行。老吴推着泔水桶，走向监狱的厨房方向，而老李头则负责将厨房积攒的泔水倒入桶中。
这是他们每天都要重复的流程，早已形成了默契。
老李头端着泔水桶，走到老吴身边，假装干活，用极低的、几乎听不见的声音，急促地说道：“老吴，有件事，求你帮个忙。”
老吴愣了一下，抬起头，看向老李头。他发现今天的老李头有些不一样，眼神不再麻木，而是充满了急切与恳求，甚至还有一丝决绝。
不等老吴反应过来，老李头趁着转身的动作，飞快地将攥在手心的纽扣，塞进了老吴满是老茧的右手心里。纽扣很小，却带着一丝温热，硌得老吴手心微微发痒。
“这……这是啥？”老吴下意识地想开口询问，却被老李头用眼神制止了。
老李头的嘴唇飞快地蠕动着，声音压得更低，几乎只有两人能听见：“别问！交给……交给能打鬼子的人！这东西……紧要！关系到很多人的性命！”
他的眼神异常坚定，充满了恳求与信任，仿佛将自己的性命，将无数同胞的性命，都托付给了老吴。
老吴愣住了，他低头看了看手心里那枚不起眼的纽扣，又抬头看了看老李头眼中从未有过的神情，心中瞬间明白了什么。这枚小小的纽扣，绝不是普通的物件，它承载着沉甸甸的责任与希望。
他没有再多问，也没有丝毫犹豫，只是重重地点了一下头，眼神变得异常坚定。然后，他飞快地将纽扣揣进贴身的内衣口袋里，用手按了按，确保不会掉落。
做完这一切，两人都没有再说话，只是默契地继续干活。老李头端着泔水桶，动作有些僵硬，心中却充满了忐忑与期待；老吴则依旧是那副憨厚的样子，只是眼神中多了一份凝重与决绝。
很快，泔水就装好了。老吴推着泔水桶，走向驴车，熟练地将桶固定好。他没有回头，也没有再看老李头一眼，只是对着守门的日军点了点头，然后赶着驴车，“吱呀吱呀”地驶出了特高课的后门，朝着城外的方向而去。
老李头站在原地，望着老吴远去的驴车，直到那辆破旧的驴车消失在街道的拐角，他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他的后背已经被汗水浸湿，双腿也有些发软，但脸上却露出了一丝久违的、释然的笑容。
他不知道这枚纽扣最终会落到谁的手里，不知道它能否发挥作用，甚至不知道自己这样做会不会招来杀身之祸。但他知道，他做了一件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事，做了一件对得起那些牺牲的战友、对得起这片土地的事。
他转过身，重新恢复了那副麻木迟钝的样子，低着头，慢慢走向自己的棚屋，继续他日复一日的劳作。只是在他浑浊的眼睛深处，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光亮，那是希望的光芒，是良知的光芒。
而老吴赶着驴车，没有像往常一样直接回城外的村子。他知道，这枚纽扣太重要了，不能有丝毫闪失。他必须尽快把它送到可靠的人手中。
他赶着驴车，绕了好几个圈子，确认没有日军跟踪后，才转向另一条小路，朝着码头的方向而去。他想起了自己的一个远房表亲——老王。老王在码头上做搬运工，为人正直，交际面广，而且他曾经说过，自己认识一些“抗日的朋友”。
驴车在崎岖的小路上颠簸着，老吴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摸了摸贴身口袋里的纽扣，心中充满了责任感。他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不懂什么大道理，但他知道，打鬼子是正事，是为了让老百姓能过上安稳日子。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他都要把这枚纽扣安全地送出去。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颠簸，老吴终于赶到了码头。他把驴车停在一个隐蔽的角落，然后快步走向老王工作的地方。在码头的一个僻静处，他找到了正在休息的老王，把事情的经过简单地、隐晦地说了一遍，然后拿出了那枚纽扣。
老王接过纽扣，仔细看了看，又听老吴说完前因后果，脸色瞬间变得凝重起来。他知道，这枚纽扣绝非凡物，很可能是抗日志士传递的重要情报。他没有丝毫犹豫，对老吴说道：“老吴，你放心，这件事我一定办好！我会尽快把它交给靠谱的人！”
接下来的两天，这枚承载着马云飞最后希望与警告的纽扣，通过老王的关系，辗转交到了游击队地下交通站的联络员手中。联络员又历经艰险，避开日军的层层关卡与搜查，最终在一个深夜，将这枚小小的纽扣，送到了西郊山区游击队密营的支队长赵刚手中。
当赵刚接过这枚沾满污垢、却异常沉重的纽扣时，他并不知道它的来历，也不知道它承载着怎样的秘密。但他能感觉到，这枚纽扣的背后，一定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一定关乎着生死攸关的情报。
他小心翼翼地将纽扣收好，立刻让人去叫欧阳剑平。他知道，解开这枚纽扣的秘密，或许就能为他们的行动，带来新的转机，也或许，能找到关于马云飞的下落。
密营的马灯依旧昏黄，但这枚小小的纽扣，却像一束微光，照亮了笼罩在众人心中的迷雾，也为这场艰难的博弈，带来了新的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