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四月初，香港的春日裹着黏腻的湿气。
维多利亚港上飘着薄雾，像一层轻纱滤着正午的阳光，柔和的光斑洒在水面，货轮的汽笛声沉闷地掠过波面。
中环德辅道中早已人声鼎沸。
穿蓝布衫的小贩推着木车吆喝，新鲜鲳鱼在竹篮里蹦跳，虾酱的咸香混着云吞面的汤底味飘得老远；双层巴士碾过石板路轰隆作响，叮叮车的铜铃清脆穿透人群，货郎的拨浪鼓、码头工人的号子缠在一起，凑成移民城市最鲜活的晨曲。
此时的香港正处转型期，九龙半岛的塑胶厂、制衣厂冒出黑烟，制造业刚崭露头角。
可底层移民的日子依旧紧巴——普通工人月薪不过三百港元，一袋米就要八港元，一家子挤在十几平米的唐楼是常态，能住进石硖尾徙置区的“水泥房子”，已算脱离寮屋的风雨。
东兴大厦十七层的董事长办公室，与楼下嘈杂隔绝成两个世界。
酸枝木办公桌擦得锃亮，台上刚沏的普洱冒着袅袅茶烟，琥珀色的茶汤在白瓷杯里晃出细纹。
陈东站在落地窗前，定制西装衬得身形挺拔。他指尖无意识摩挲着玻璃，目光越过熙攘人群，落在远处的维多利亚港。
昨日他与林静薇的婚礼轰动全港，桌角《华侨日报》的头版合影还带着油墨香，可他的思绪早已跳出新婚喜悦。
“叩叩叩——”轻缓的敲门声打断沉思。
周海生推门而入，脸上藏不住兴奋，双手捧着叠得整齐的文件，墨迹还带着淡淡的湿润：“董事长，基金会所有文件都办妥了！”
他把文件轻轻放在酸枝木桌上，指尖划过烫金的港府印章：“港府徙置事务处和卫生署的批文都下来了，注册名‘东兴慈善基金会’，初始注资一亿港币，林小姐任主席，律政司已备案。”
陈东缓缓转身，指尖拂过文件光滑的牛油纸封面。
一亿港币，在这个普通家庭月收入不足五百港元的年代，相当于三十三万工人一年的薪资，是实打实的天文数字。
他想起早年初到香港，在石硖尾徙置区走廊见过的窘迫——一家五口挤在120平方尺的小屋，孩子发烧靠土方子退烧，老人咳嗽到半夜睡不着。
“静薇到了吗？”他收回思绪，声音沉稳。
“夫人已在楼下会议室等候。”周海生补充，“郑文渊律师、南洋商会董事，还有《香江报》《华侨日报》的记者都到齐了，外面还有不少市民围观，都是冲您和夫人的婚事来的。”
陈东微微颔首，眼底闪过一丝了然。
他特意选在新婚次日办发布会，绝非临时起意。
眼下全港目光都聚焦这桩商界联姻，此时抛出慈善这步棋，既能将热度转化为声望，更能让东兴的根系深扎民心——1961年的香港，移民涌入让住房、医疗矛盾尖锐，港府公营医疗捉襟见肘，七成门诊靠私营诊所，贫苦百姓看病难、吃药贵是普遍痛点。
这正是东兴立足的绝佳时机。
十分钟后，东兴大厦裙楼的会议中心已是人头攒动。
穿西装的名流与穿中山装的商会大佬并肩而坐，记者们举着老式相机抢占位置，镁光灯的强光此起彼伏，晃得人睁不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