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七点，档案室的灯还亮着。陈东站在铁柜前，把最后两份材料装进文件袋，封条压得平整。他签完字，抬头看了眼墙上的挂钟，指针刚过七点十分。走廊外脚步声稀疏，整栋楼安静下来，只有远处电梯偶尔“叮”一声。
他拎着袋子走出档案室，顺手关灯。走廊尽头的会议室门虚掩着，透出灯光。他本想直接回办公室，却听见里面有人说话，声音压得低，但语气急。
“证据都齐了，人也抓了，还有什么好等的？”一个男声说，“现在不移交，拖下去变数更大。”
“你没看清形势。”另一个声音接上，更沉，“刘新建背后是谁？这么多年在省委转了一圈，哪个环节没人？咱们动作太快，上面还没表态，先把自己架上去了。”
陈东停下脚步，没敲门，也没走开。他靠在墙边，听着。
“查到就要办，不然等于放虎归山。”第一个声音坚持，“我们是办案的，不是看风向的。”
“可程序要讲，风险也得防。你真以为这案子只是个秘书贪钱？那账本里的名字，有几个能动？”
“所以就因为怕，就不办了？”
屋里静了几秒。陈东听见纸张翻动的声音，接着是椅子挪动的轻响。他抬手看了看袖扣，指尖蹭过“法正民安”四个字，金属边缘有些磨手。
他往前走了两步，推开门。
屋里三个人，都是专案组的骨干。坐在中间的是李志远，四十出头，经侦出身，一向主张快刀斩乱麻；左边是王培林，技术科老将，做事稳当，习惯多看几步；右边是周岩，刚从省检借调过来，话不多，但笔头利落。
见陈东进来，三人立刻站起身。
“你们继续。”陈东把文件袋放在桌上，自己拉开椅子坐下，“刚才的话，我听见了。”
没人开口。李志远低头看着桌上的材料，手指无意识地敲了下桌面。王培林轻轻咳了一声。
“我问一句，”陈东看着他们，“你们签保密协议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今天会遇上这种事？”
还是没人答。
“我不是来听谁对谁错的。”他声音不高，“我是想知道，你们手里拿的每一份证据，是从哪儿来的？是从火里抢出来的，是从车底挖出来的，是从一堆烧焦的纸上拼出来的。那些数字，不是纸上的墨迹，是有人拿命换回来的。”
李志远抬起头：“陈厅，我没想退。我只是觉得，不能再等了。再拖，证据封存时间一长，程序上容易出问题。”
“程序当然重要。”王培林接口，“可现在移交，万一被卡在流程里，或者有人借机做文章，说我们证据来源不清，反而被动。不如先把内部核一遍，确保万无一失。”
“那就核。”陈东说，“但不能无限期拖。”
“问题是，”周岩第一次开口，“我们现在交上去，谁接？交给哪一级？如果上面不认，我们前期所有工作都可能被否定。”
陈东点头：“这是现实。”
屋里又静下来。窗外天色全黑，路灯的光从玻璃斜照进来，在地板上划出一道黄线。
“这样。”陈东站起身，“你们每人写一份意见书，明天上午九点，专案组全体会议讨论。李志远，你负责整理证据移交的法律依据和时间节点；王培林，你牵头做一次全流程复核，重点看电子数据提取是否合规；周岩，你梳理涉案人员关系网，列出可能涉及的延伸线索。”
三人应了一声。
“散吧。”他说，“该做的都做，但别忘了——我们查这个案子，不是为了走程序，是为了让那些不敢说话的人，有一天能安心说话。”
众人离开后，他回到办公室，关上门，把灯打开。桌上还摊着几份材料，是他从档案室带回的。他坐下来，先翻开财务审计组的报告，一页页看过去。涉案金额、资金流向、关联公司注册信息，全都清清楚楚。证据链完整，没有明显漏洞。
他又抽出另一份文件，是人事处刚送来的预警简报。最近半个月，汉东省公安厅、财政厅、国资委三个系统有七名处级干部申请调岗或提前退休，其中两人与刘新建曾有工作交集。简报末尾标注：异常调动频次高于往年同期三倍。
他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笔搁在桌上，他没转，只是用拇指反复摩挲袖扣。小时候家里穷，父母都是中学老师，工资按月发，家里墙上贴着一张手写的收支表。母亲总说：“钱可以少，但不能脏。”后来他们举报教育局克扣教材款，材料递上去第三天，父亲在回家路上被一辆无牌车撞倒，抢救三天没醒过来。母亲抱着他的遗照去信访局，回来时脸肿着，一句话没说。
他合上简报，从抽屉里拿出笔记本，翻开新的一页。在顶部写下三个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