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叮铃铃——”
地窖办公室里，老式电话机刺耳的铃声划破了清晨的宁静。
沈玖放下手里那本泛黄的《古法气象观测术》，接起电话。听筒里传来一个略带官腔，却又努力显得热情的男声。
“是青禾村‘麦田秋’项目的沈玖同志吗？我是市非遗中心的王科长。”
“王科长，您好。”
“恭喜你啊沈玖同志！你们申报的‘麦田秋酿造技艺’，经过专家组评审，已经全票通过公示期，正式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了！”王科长声音里透着一股程序性的喜悦，“中心决定，下周二在市文化宫举行授牌仪式，届时请你作为代表，前来领取证书和牌匾。”
市文化宫，红地毯，聚光灯，领导握手，然后颁发一块烫金的牌匾。
一幅标准流程的画面在沈玖脑海中一闪而过。
她握着听筒，目光却越过窗外，望向不远处那片刚刚落成的断碑园。阳光下，那些残破的石碑静静矗立，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什么。
“王科长，谢谢中心的认可。”沈玖的声音平静而清晰，“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哦？你说。”
“我希望这次授牌，能由我们技艺的核心传承人，也就是村里的九位曲娘，共同上台。”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王科长似乎有些为难。“这个……沈玖同志，按照惯例，通常是项目负责人代表领奖。九个人都上台，舞台调度和流程上，恐怕……”
“她们才是这门手艺的灵魂。”沈玖打断了他，“没有她们，就没有‘麦田秋’。这个荣誉，属于她们每一个人。”
王科长似乎在权衡，语气松动了些：“这个……我向领导请示一下。不过，九个人确实太多了，要不选两三位代表？”
“我还有第二个请求。”沈玖没有在人数上纠缠，话锋一转。
“你说。”
“我们希望，授牌仪式的地点，可以设在我们村的断碑园。”
这下，电话那头的王科长彻底愣住了。他大概从未听过如此离谱的要求。把官方的授牌仪式，从庄重的市文化宫，搬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子，还是什么“断碑园”？
“胡闹！沈玖同志，这绝对不行！”王科长的声音瞬间严肃起来，“市级授牌仪式有严格的规程，地点、规格都是定好的，怎么能说改就改？这没有先例！”
“正因为没有先例，才值得我们开创一次。”沈玖的语气不卑不亢，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王科长，非遗的核心是‘活态传承’。把牌子挂在墙上，不如把认可种进土里。我们想让所有人看看，这门手艺是从怎样的土壤里长出来的，它背后站着一群怎样的人。”
她顿了顿，声音里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锋芒。
“况且，我们不是去城里‘领’一块牌子回来炫耀。我们是想借这个机会，把那些被遗忘的名字，堂堂正正地‘种’回她们生活和劳作了一辈子的地方。”
听筒里只剩下王科长沉重的呼吸声。
沈玖没有再多说一个字，静静地等待着。她知道，这番话已经超出了一个普通项目负责人的范畴，但她必须说。
许久，王科长才吐出一口气，语气复杂：“沈玖，你的想法……我需要时间。我需要和领导们，还有专家组，重新讨论。”
挂断电话，沈玖立刻打开了合作社的直播账号。
镜头前，她没有提授牌仪式的波折，只是平静地宣布了“麦田秋”入选市级非遗名录的消息。直播间瞬间被村民们的欢呼和“666”刷屏。
她看着滚动的弹幕，缓缓开口。
“下周，我们会有一个仪式。但这一次，不是我们去城里领回一块奖牌。”
“这一次，是我们把青禾村女人的名字，重新种回这片土地。”
直播的画面，被陆川同步到了他建立的一个名为“乡村振兴观察团”的微信群里。群里，是十几家国内顶尖的独立酒评机构创始人、女性创业平台的负责人，以及几位长期关注乡村建设的知名学者。
沈玖那句“把名字种回去”，像一颗投入深潭的石子，激起层层涟漪。
“有意思！这才是文化自信。”一位酒评人率先发言。
“我更关心‘种’这个动词，这背后有故事。”一位女记者敏锐地嗅到了新闻点。
陆川见时机成熟，立刻在群里发出了正式邀请函。
“各位老师，借‘麦田秋’技艺授牌的契机，我们青禾村将举办为期一周的‘麦田秋开放周’活动，诚邀各位前来参访、品鉴，深入感受一瓶好酒的诞生之旅。”
邀请函一发出，群里立刻热闹起来。不到半小时，所有人都确认了行程。
陆川的野心不止于此。他要做的，不仅是让这些人来，更是要让他们带着疑问来，带着答案走。
他精心设计了一条独特的参观动线。
首站，并非光鲜亮丽的展示厅，而是热气蒸腾、弥漫着曲香的妇女曲坊。终点，则是那片肃穆的断碑园，以及园中那块等待揭幕的曲娘碑。
而在动线的中段，他设置了一个充满挑衅意味的环节——“盲品挑战”。
展台上，五款用相同杯具装着的白酒匿名陈列。唯一的标识，是其中一款酒杯下，压着一张卡片，上面用打印体写着：“丰禾集团·致敬古法系列（未上市）”。
这是他通过特殊渠道搞到的样品。丰禾集团，白酒行业的巨无霸，最近正高调宣传他们投入巨资，利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复刻”的古法酿造系列。据说，其风味已经无限接近传统手工酒。
陆川要做的，就是把神话拉下神坛。
与此同时，合作社的另一间办公室里，阿娟正对着电脑屏幕上的Excel表格，一行行地核对村民的入股数据。
她的手指在键盘上敲击着，眼神却越来越亮。
一个惊人的趋势在她眼前浮现：自“劳动积分制”推行以来，已经有十七户家庭，婆婆和媳妇主动协商，联合将她们的土地和劳动积分，以媳妇的个人名义进行登记持股。
这意味着，她们不再是丈夫名下的“附属资产”，而是拥有了独立、明确的经济主体地位。
更让她心潮澎湃的是，在村委会的调解下，三位不久前离婚的妇女，成功依据她们婚内的劳动积分，追回了原属于她们的那部分土地分红权。
这在以前的青禾村，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阿娟关掉表格，新建了一个文档。她深吸一口气，指尖在键盘上飞舞，敲下标题——《青禾女性产权保障倡议书》。
她没有急于将这份倡议书公之于众。她知道，制度的变革，最难的不是文本，而是人心。
几天后，一场特殊的“家庭协商会”在村小学礼堂里召开。到场的，全是村里青壮年的夫妻。
没有长篇大论的宣讲，阿娟只是让丈夫们拿出手机，扫描墙上投影的二维码。
屏幕上，立刻弹出了他们妻子近三个月的劳动积分明细——哪天踩了多少斤曲，哪天参与了包装，哪天在直播间当了多久的客服……每一项劳动，都清晰地对应着一笔收益。
数字是沉默的，但它带来的冲击力，比任何语言都更强大。
男人们滑动着手机屏幕，脸上的表情从最初的不在意，慢慢变为惊讶，再到沉默。他们第一次如此直观地看到，妻子那些“不算活儿”的家务和“顺手帮忙”，原来可以量化成如此可观的价值。
全场一片死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