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十五，第二次朝议。
太极殿内的气氛比腊八那日更加凝重。殿中炭火烧得通红，却驱不散那股深入骨髓的寒意——那是立场对立、利益冲突所带来的，比长安冬雪更冷的寒意。
今日要议的，是科举改革的具体细则。
杨广端坐御座，神色平静，仿佛殿中即将爆发的风暴与他无关。但他微微叩击御案的手指，透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期待。
“陛下，”礼部尚书郑善果率先出列，声音洪亮，“臣反复思量，太子所提糊名之法，仍有诸多不妥。”
这位七旬老臣须发皆白，但腰杆挺得笔直，手中捧着一卷厚厚的奏疏——那是他三日不眠不休，召集礼部所有官员，逐条批驳糊名制的“万言书”。
“讲。”杨广淡淡道。
“其一，”郑善果展开奏疏，“糊名之后，考官不知考生何人。若取中之人，文章锦绣，实则品行不端，如东汉之蔡邕、西晋之潘岳，虽有文才，德行有亏，岂能为朝廷所用？”
他顿了顿，目光扫向杨昭：“太子殿下年轻，或许不知，治国需德才兼备。光有文章，无德行，乃害群之马！”
这话说得极重，直接将“年轻无知”的帽子扣了过来。
殿中许多老臣微微点头——郑善果这话，说出了他们的心声。
杨昭没有立刻反驳，而是缓步走到殿中，向郑善果微微躬身：
“郑尚书博学，本宫佩服。但尚书所言蔡邕、潘岳之例，恰恰证明——知人，未必能识人。”
“哦？”郑善果挑眉。
“蔡邕，东汉大儒，董卓专权时被迫出仕，后为王允所杀。”杨昭声音清晰，在殿中回荡，“后世论其罪，多言‘被迫’二字。若当年科举取士，只论文章，不论政治立场，蔡邕或许能成一代名臣，而非悲剧人物。”
他顿了顿：“至于潘岳，谄事贾谧，终致灭族。但诸位可曾想过——若潘岳当年不是靠‘拜谒权贵’得官，而是凭真才实学考上，他还会那般卑躬屈膝吗？或许正因仕途来得太易，才不知珍惜，终致身败名裂。”
这反驳巧妙。
不仅化解了郑善果的攻势，反而将“德行有亏”的根源，归咎于旧有的选官制度。
郑善果一时语塞。
吏部侍郎王珪立即接上：“太子殿下巧言善辩，臣佩服。但糊名之后，寒门士子纵有才华，若无座主提携，在官场如何立足？届时寒门进士孤立无援，岂不更易被排挤？”
这个问题很实际。
科举只是入门，官场才是真正的战场。没有师承，没有派系，在盘根错节的官场里寸步难行。
杨昭笑了。
“王侍郎此言，恰恰说明——如今的官场，病了。”他一字一句道，“官员不思为国尽忠，只知结党营私；不重政绩才能，只看师承门第。此等歪风，不改不行！”
他转向御座，朗声道：
“父皇，儿臣以为，朝廷用人，当唯才是举。寒门进士入朝，自有吏部考核政绩，自有御史监察品行。若因‘无座主提携’便遭排挤，那该整治的不是科举，是官场！”
这话掷地有声。
王珪脸色微变。
但反对派并未放弃。
第三个站出来的是国子监祭酒孔颖达——孔子第三十二世孙，天下儒宗。
“太子殿下，”孔颖达声音温和，但分量极重，“老臣有一问：文章好坏，谁来判断？若考官喜好与圣人之道相悖，取中之人皆是离经叛道之徒，岂不贻害无穷？”
这个问题更刁钻。
糊名之后，考官只能看文章。但如果考官自己的学问就有问题呢？
杨昭肃然，向孔颖达深深一躬：
“祭酒问得好。所以，科举改革不止糊名，还需规范考试内容。”
他从袖中取出一份文书：“这是儿臣拟定的《科举考试大纲》——明经科，以《五经正义》为标准；进士科，诗赋需合韵律，策论需切时务。所有考题，皆从国子监审定之典籍中出；所有阅卷，皆依统一标准。”
他将文书呈上：“如此一来，考官喜恶，无关紧要。文章合不合规范，自有标准可循。”
孔颖达接过文书，快速浏览，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这份大纲极为详尽，不仅规定了考试范围，连评分细则都列得清清楚楚。更重要的是——其中大量引用了他的《五经正义》作为标准！
这是将他的学术地位，与科举改革绑在了一起。
老祭酒沉吟片刻，缓缓道：“大纲……甚好。”
三个字，虽未明确支持，但已不再反对。
殿中气氛微妙变化。
但真正的重头戏，还在后面。
“太子殿下。”
李渊终于开口了。
他今日穿了一身深紫朝服，站在殿中，气度雍容。不像郑善果那般激昂，不像王珪那般急切，也不像孔颖达那般学究。他就像一座山，沉稳，厚重，难以撼动。
“唐国公请讲。”杨昭转身面对他。
“殿下方才所言，皆是从‘法理’上论。”李渊声音平缓，“但治国，不光讲法理，还要讲‘人情’。”
他顿了顿：“科举实行二十载，天下士子早已习惯现行制度。如今突然改制，今年参加春闱的数千举子，该如何应对？他们寒窗十年，皆按旧制准备，突然改弦更张，岂不是前功尽弃？”
这个问题很实际，也很阴险。
直接挑动了天下读书人的利益——那些即将参加科举的举子，会怎么想？
“唐国公多虑了。”杨昭早有准备，“改革从今科开始，但今科只糊名，不誊录，不殿试。举子们要准备的，无非是多写几篇锦绣文章——这难道不是他们本来就应该做的吗？”
他话锋一转：“至于‘习惯’……唐国公，您可知，前朝北周、北齐、南陈，选官皆行九品中正制。大隋开科举时，天下门阀也说不‘习惯’。但结果如何？”
他目光扫过殿中众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