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边，Provida大厦三十八层，基金会专项董事会会议室。
窗外的雨已经下了三天。不是雨季那种酣畅淋漓的暴雨，而是缠绵的、灰蒙蒙的细雨，把城市的轮廓晕染成水彩画般的模糊。会议室里，恒温空调维持着二十二度的舒适，但空气里的紧张感让温度似乎低了好几度。
椭圆形的会议桌旁坐着七个人：林雅、谢洛琛、阿丽雅、陈伯、洪森、李文（蓝河资本代表），以及一位新面孔——基金会特邀的独立董事，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水资源专家，法国人米歇尔·拉丰。
桌上摊着三份文件：卡尔森通过正式渠道发来的《合作意向书》、AquaNex的尽职调查报告、以及基金会财务团队做的未来三年资金需求预测。
“先看数字。”阿丽雅调出投影，屏幕上出现柱状图，“根据我们现有预算，明年监测网络的覆盖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后，年运营成本将稳定在五百八十万美元左右。加上社区培训、公众教育、政策倡导等项目，基金会年度总预算需要一千九百万美元。”
她切换页面：“目前资金来源：Provida年度利润捐赠一千万，王室专项拨款两百万，企业及个人捐赠约三百万。缺口四百万美元。而且这是保守估计——如果我们要把系统升级到第二代区块链，增加人工智能污染预警功能，缺口会扩大到七百万。”
数字在屏幕上沉默地闪烁。
“Provida不能再增加捐赠了。”谢洛琛开口，声音平静但不容置疑，“过去一年，公司利润的百分之三十流入了基金会，这已经影响了我们在研发和市场扩张上的投入。竞争对手正在推出类似‘透明溯源’概念的产品，如果我们停滞不前，市场份额会被侵蚀。”
李文点头附和：“作为股东代表，我必须指出，Provida首先是商业公司，需要对股东负责。持续的过度捐赠会影响公司估值，最终损害所有股东利益。”
陈伯——那位七十岁的创业元老——咳嗽了一声，慢慢说：“阿琛说得对。公司是根，基金会是叶。根烂了，叶子再漂亮也会枯。”
林雅看着这些数字，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茶杯边缘。瓷器温润，但她的指尖冰凉。
“所以卡尔森的提议，至少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米歇尔·拉丰用带着法国口音的英语说，“将数据产品化，在不损害透明原则的前提下创造收入。这在国际非营利组织中是常见做法。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森林监测数据，就授权给了多家负责任的投资机构使用。”
“但那些机构是真的‘负责任’吗？”谢洛琛反问，“还是只是买了张绿色通行证，继续做原本的生意？”
“所以我们设立严格的标准。”林雅接过话，“在合作意向书里明确：数据只能用于环保和公益目的，不得用于投机或水资源控制权争夺；所有衍生产品必须开源；基金会保留单方面终止合作的权利。”
“法律条款可以写得完美，但执行是另一回事。”谢洛琛转向她，眼神里有她熟悉的固执，“卡尔森的公司擅长设计复杂的法律结构，让表面合规，实质违规。等我们发现时，已经晚了。”
会议室陷入短暂沉默。雨敲打着玻璃幕墙，发出细密的沙沙声。
洪森突然开口，声音洪亮：“我来说句实话。公主殿下，谢总，你们都说得有道理。但咱们柬埔寨人有个老话：‘不能因为怕噎着就不吃饭’。基金会需要钱，这是事实。卡尔森的提议有风险，也是事实。那怎么办？找个折中方案。”
“比如？”林雅问。
“先小范围试点。”洪森说，“选一个非核心的数据产品，比如历史水质变化趋势分析，做个小合作。金额不大，一两百万美元，但能测试卡尔森是不是真的守规矩。如果没问题，再扩大。如果有问题，损失可控。”
阿丽雅点头：“这个思路可行。我们可以设计一个沙盒机制，把合作限制在封闭环境里，全程监控。”
李文也表示同意：“蓝河资本可以参与监督，确保商业条款不被滥用。”
所有人的目光集中在谢洛琛和林雅身上。
林雅看向谢洛琛。他闭着眼睛，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那是他陷入深度思考时的习惯。她知道他在权衡，在计算，也在抵抗内心那个被资本伤害过的少年。
良久，他睁开眼睛。
“试点可以。”他说，每个字都像从齿缝里挤出来，“但我有三个条件：第一，合作期限不超过一年；第二，基金会必须拥有数据产品的全部知识产权；第三，如果发现任何违规，立即终止，且对方需支付三倍违约金。”
“这些可以写进合同。”阿丽雅快速记录。
“还有，”谢洛琛补充，“合同的最终签署权，归林雅和我共同行使。任何一方反对，合作都不能推进。”
林雅怔了怔。这是把决定权绑在一起，意味着他们必须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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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她点头。
第一次分歧，暂时以妥协告终。
但裂痕已经出现。林雅能感觉到，谢洛琛看她的眼神里，多了一丝之前没有的审视。
下午三点，雨暂时停了。林雅回到王宫自己的办公室——不是公主的起居处，而是基金会设在王宫西翼的正式办公点。房间不大，但能看到花园，墙上挂着母亲基金会的旧照片，书架上塞满了水利工程、环境法、和社会企业的书籍。
她刚坐下，珍娜就敲门进来了。十五岁的女孩长高了不少，穿着校服，头发扎成马尾，手里拿着一个老旧的硬皮笔记本。
“姐姐，我又找到了点东西。”
林雅示意她坐下：“慢慢说。”
珍娜打开笔记本，里面夹着几张泛黄的纸页，是手写的会议记录。日期是2006年9月，标题是“湄公河流域开发委员会第三次闭门会议”。
“这是从曾祖母的旧书箱里翻出来的，夹在一本诗集里。”珍娜指着其中一页，“你看这里。”
林雅接过，阅读。记录用的是高棉文，字迹工整，但内容让她皱起眉头。
会议讨论了湄公河支流上一处拟建水电站的环境影响评估。记录显示，当时有两位王室成员参会——查克亲王和另一位已故的亲王。会议结论是：“鉴于经济发展需要，建议适当放宽环保标准，以换取外资更快投资。”
签名栏有两个名字：主持会议的能源部官员，以及——查克亲王。
时间是2006年9月，也就是母亲基金会正式成立前一个月。
“姐姐，”珍娜小声问，“这是不是说，查克亲王爷爷当年……其实并不完全支持环保？”
林雅合上笔记本，手指微微发抖。她知道政治是复杂的，知道叔叔常常需要在理想和现实间做艰难平衡。但看到白纸黑字的记录，证明他在母亲为之奋斗的事业上曾选择妥协，那种感觉还是像胸口被重击。
“珍娜，”她尽量让声音平稳，“这些资料，还有别人看到吗？”
“没有。我直接拿来给你了。”
“做得好。但这件事，暂时不要告诉任何人，包括你父母。明白吗？”
珍娜用力点头：“我懂。这是秘密。”
女孩离开后，林雅独自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窗外的花园。雨水洗过的绿叶格外鲜亮，几只鸟在枝头跳跃。
她想起那张照片——伊琳娜与查克亲王的私下会面。现在加上这份会议记录，时间线开始清晰：
2006年夏，母亲和伊琳娜筹备基金会，旨在保护湄公河支流水源。
2006年9月，查克亲王参与会议，同意放宽环保标准以吸引外资。
之后不久，伊琳娜私下会见查克亲王，很可能是为了说服他改变立场。
然后是松本介入，威胁开始，悲剧发生。
所以伊琳娜当年，可能不仅仅是外资的受害者。她可能早就在与王室内部的妥协派斗争，而查克亲王，至少在某个阶段，是妥协派的一员。
手机震动，打断了她的思绪。是阿丽雅。
“林雅，有个紧急情况。暹粒那边出事了。”
四小时后，暹粒省，距离吴哥窟景区二十公里的一处建筑工地。
这里本该是“谢文谦纪念医院”的施工现场。按照计划，上个月就应该完成地基工程，开始主体建设。但现在，工地被一圈临时围栏封锁着，围栏外聚集了大约一百人——不是工人，是当地村民和环保活动人士。他们举着标语牌：“保护地下水源！”“医院不能建在水源地上！”“我们需要水，不是医院！”
林雅的车在工地入口处停下。谢洛琛已经从另一辆车里下来，正与项目经理交谈，脸色铁青。
雨又开始下了，细密的雨丝让视线模糊。林雅撑开伞，走向他们。
“怎么回事？”她问。
项目经理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额头冒汗：“三天前，突然来了这群人，说我们打地基会破坏地下含水层，影响附近三个村庄的井水。我们出示了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但他们不信，说报告是伪造的。”
“报告呢？”
谢洛琛递过来一份文件。林雅快速翻阅——这是柬埔寨最权威的环保评估机构出具的正式报告，结论是“项目对地下水源影响可忽略”，建议“按计划施工”。
“他们要求重新评估。”项目经理苦笑，“但重做评估至少需要三个月，而且需要村民代表全程监督。工期会被无限期拖延。”
林雅看向围栏外的人群。大多是农民，穿着简朴，脸上有日晒的痕迹，眼神里混合着愤怒和恐惧。这不是专业抗议者，是真正的本地村民。